1937年，戴笠问袁殊：“靠什么生活？”袁答：“靠老婆。”戴笠说：“那就给我做事吧。”随即布置两项任务，究竟是何差事？

1946年初，上海报纸登出军统授意刊发的寻人启事。

消息传开，国民党情报系统内部一片震动。

戴笠要找的人，是袁殊。

这是他亲手发展出来，安插在日伪核心圈层的特工。

军统特务四处摸排走访，可袁殊如同人间蒸发，找不到半点踪迹。

戴笠心里又气又不甘心。

在他看来，袁殊是沦陷区十分难得的可用之人，本该继续为军统效力。

他并不知道，袁殊早已遵照地下党的安排，突破层层封锁，安全抵达了解放区。

消息传回军统总部，一向杀伐果断的戴笠勃然大怒。

这场牵扯多方势力，长达十余年的情报博弈，源头可以追溯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之前。

很多人印象里的潜伏特工，手握各类资源，遇事进退自如。

可当初和戴笠打交道时的袁殊，正处在人生最低谷。

一切变故，起源于1935年轰动上海的怪西人案。

因为笔记本上留有自己的名字，袁殊遭到军统逮捕入狱。

靠着父亲袁晓岚写信向陈立夫求情，再加上青帮大佬张仁奎从中调解，袁殊保住性命。

他关押八个月之后，得以保释出狱。

牢狱之灾彻底打乱他的生活。

狱中他写下拥蒋抗日的自首信换取生存机会，也因此被党组织暂时搁置。

原有工作关系全部中断，出狱之后，连维持日常生计都十分困难。

戴笠主动找上门，不是巧合，是杜月笙向他举荐。

当时军统急需精通日语、熟悉日本圈层，手握日方情报人脉的人。

留日归来的袁殊刚好符合全部条件，他和日本驻沪副领事岩井英一早有往来。

见面没有多余寒暄，戴笠开门见山：“你现在靠什么生活？”

这句话不只是询问生计，也是在试探袁殊的处境。

袁殊没有遮掩，如实回答：“靠老婆生活。”

直白的答复打消戴笠一部分顾虑，他当场表态：“那你就给我做事吧。”

紧接着，戴笠给出两项硬性任务。

“第一，利用你的日本人脉搜集情报。第二，上海一旦沦陷，不许撤离，必须留守原地开展工作。”

事关重大，袁殊没有当场答应。

他把整场谈话的全部细节，上报给自己的上线潘汉年。

潘汉年研判局势之后叮嘱他：“机会难得，你一定要顺势打入军统内部。”

他特意提醒：“周旋在各方势力夹缝，你会承受误解甚至唾骂，这份精神压力，不亚于直面枪林弹雨。”

遵从组织指示，袁殊加入军统，担任上海区国际情报组少将组长。

1937年4月，他拜入青帮，成为通字辈弟子，和杜月笙成为同门。

青帮身份，给他在上海活动多了一层掩护。

军统、青帮、日伪情报机构，多重身份包裹在他身上。

但袁殊真实身份始终是中共地下情报人员，其余身份，全部都是潜伏的掩护。

1939年5月，抗战进入相持阶段。

戴笠专程在香港召见袁殊。

“你组建的抗日行动小组做得不错。”戴笠先肯定他的工作。

随后抛出风险极高的计划：“我们准备挖掘地道，用炸药除掉76号特务头子李士群。”

前期筹备一切顺利，变故来自军统内部。

王天木、陈恭澍接连投敌，整套计划彻底泄露。

暗杀行动失败，袁殊被76号抓捕，生死悬于一线。

面对昔日同僚审讯，袁殊十分冷静：“你替日本人办事，我也不是没有日本人的关系。”

他设法联系日本领事馆，岩井英一带人赶来76号要人。

岩井英一强硬表态：“袁殊是日本外务省情报人员，此人我必须带走。”

借助日方力量，袁殊死里逃生，还加深日伪对他的信任。

脱险经过上报潘汉年，他只收到简短回复：“做得好，继续。”

往后几年，各方都很看重袁殊。

军统把他视作抗日潜伏功臣，日伪愿意重用他，青帮待他如同同门兄弟。

只有袁殊清楚，他搜集到的核心情报，都会秘密交给潘汉年，服务抗日大局。

袁殊能够长期不暴露，并不单单靠处事圆滑。

军统想要日军情报，日方想借他拉拢社会人士，青帮看重他的人脉名望。

各方各取所需，才留出潜伏的空间。

可这份平衡十分脆弱。

为完成潜伏任务，袁殊要发表亲日言论、出任伪职，常年背负汉奸骂名，却不能对外解释半句。

1945年抗战胜利。

军统准备论功行赏，打算继续重用袁殊。

而袁殊已经悄无声息撤离上海，完成情报生涯最重要的脱身。

戴笠登报寻人，多方搜寻始终一无所获。

一手培养的特工彻底脱离掌控，这成了戴笠一次难以释怀的挫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