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三位革命先辈，从井冈山的茅草屋一路走到天安门城楼，并肩奋斗半个世纪，硬生生把风雨飘摇的旧中国，建设成了挺直腰杆的新中国。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不是三个性格相同的人，长期承担的工作也并不一样。他们能够走到一起，靠的不是彼此模仿，而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各自把自己最擅长的事情扛了起来。
1927年，革命形势急转直下。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周恩来担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朱德参加领导起义。起义主力南下受挫以后，朱德没有把仅存的队伍带散，而是经过艰苦转战，把这支力量保存下来。
另一边，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部队改变原有进军计划，向井冈山地区转移。
这一步看起来只是换了一个方向，实际上意味着一种新的选择：大城市暂时站不住脚，就到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农村寻找生存空间，依靠群众建立根据地。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的部队来到井冈山地区，与毛泽东领导的队伍会合。此后，两部合编，井冈山的革命力量明显增强。
毛泽东最突出的地方，是在局势最乱的时候仍然愿意重新判断方向。
朱德更像一块压舱石。部队越困难，他的作用越明显。队伍缺衣少粮、不断转移，靠的不只是作战命令，还要让士兵愿意留下来，让基层能够组织起来，让一支武装真正形成战斗力。
周恩来所面对的，则往往是另一类难题。
军事、组织、统战、谈判，许多关系错综复杂，既不能失掉原则，又不能把可以争取的力量轻易推走。这类工作很少有战场冲锋那样醒目的场面，却同样关系全局。
1934年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以后，真正的考验来了。
湘江战役后，红军损失严重，原来的军事指挥问题已经无法回避。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开始解决当时最紧迫的军事和领导问题。毛泽东进入中央领导核心，此后红军的作战指挥逐步发生重要变化。
这时三人的作用越来越清楚。
毛泽东重视根据敌情变化灵活用兵，不愿被固定计划捆住；朱德长期参与军事指挥，维持部队组织和行动；周恩来承担中央和军事领导中的重要职责。长征能够从被动中逐渐打开局面，并不是靠某一个突然出现的奇迹，而是在一次次选择中把错误纠正过来。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三个人又被摆在了不同的位置。
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作《论持久战》讲演。当时社会上既有悲观情绪，也有人认为战争很快就能结束。他提出抗战将经历长期过程，强调依靠全国人民坚持抗战。从后来战争的发展看，这一判断抓住了中日双方力量变化的关键。
朱德则把更多精力放到了华北前线。
1937年，朱德任八路军总指挥，率部开赴华北。八路军作战条件并不好，不可能处处同装备占优的日军正面硬拼，因此必须深入敌后，发展群众力量，建立抗日根据地，把敌人的后方逐渐变成新的战场。
周恩来的工作更加难以用几场战役来概括。
在武汉、重庆等地，他长期从事统一战线和对外联络工作。谈判桌上一句话说轻了，可能守不住原则；说重了，又可能让合作破裂。很多时候，他面对的是没有硝烟却同样复杂的较量。
到了1948年，战争的天平已经明显改变。
这一年5月，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来到西柏坡，同先期到达这里工作的领导同志会合。这个太行山东麓的小村庄，很快成为解放战争后期的重要指挥中心。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相继展开时，前线是几十万、上百万人的兵团运动，后方的指挥却常常落在一张地图、一封电报和一次又一次反复推演上。
战争打到这个阶段，比的早已不只是勇敢。
哪里该集中兵力，哪支部队先动，什么时候包围，怎样切断援军，每一个决定都可能影响整个战局。过去在井冈山解决的是“怎样活下来”，到了西柏坡，面对的已经变成“怎样夺取全国胜利”。
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离开西柏坡。毛泽东把进北平形容为“进京赶考”。
3月25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抵达北平，在西苑机场受到欢迎。
半年多以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周恩来随后担任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朱德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
很多人喜欢把这一刻理解为“胜利终于来了”。
可如果只看到城楼上的掌声，就很难理解这条路到底有多长。
长期战争留下的经济创伤需要恢复，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国家还要建立新的制度和经济秩序。战争年代解决的是“能不能建立一个新中国”，此后的问题，则变成“怎样把这个国家真正建设起来”。
毛泽东更多从国家发展的大方向思考问题，周恩来承担大量政府和外交工作，朱德继续参与国家和军队建设。三个人的位置发生了变化，但有一点没有改变：过去为了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共同奋斗，此时又要面对国家建设这道更长久的考题。
所以，从井冈山的茅草屋到天安门城楼，真正值得记住的并不是场景从简陋变成宏大。
更重要的是，一个曾经积贫积弱、长期遭受战乱的国家，经过几代人的流血牺牲和艰苦奋斗，终于能够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