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晚年虽然话已说不清楚，但依然坚定的说：“我这一生有许多缺点，爱骂人，骂错了不少人，得罪了不少人，但我对革命同志没有两手，我从来没有搞过那种阴谋，这方面我可以挺起胸膛，大喊百声：我问心无愧！”

彭德怀的脾气确实硬。战场情况紧急时，哪个环节出了差错，他往往当场指出；部队纪律松懈，他也很少绕着弯子讲话。这种方式有时让身边人压力很大，甚至会因为话重而伤人。但他的另一面也十分鲜明：事情过去以后，他很少把工作上的争执变成个人恩怨。
这也是理解彭德怀的一个关键。他不是没有棱角，相反，他的棱角非常明显。他真正看重的是事情能不能办成，部队能不能少付代价，普通战士能不能得到照顾。长征途中物资紧缺，他把牲口让给伤病员使用；部队缺粮时，又将自己的坐骑杀掉分给大家。这种对士兵的关心，并不是靠几句漂亮话表现出来的。
彭德怀对普通士兵的生活十分敏感，与他的早年经历分不开。1898年，他出生在湖南湘潭一个贫苦家庭，少年时期生活艰辛，做过苦工，也体验过缺衣少食的日子。1916年进入军队后，他从普通士兵一步步走上军官岗位，因此对基层士兵吃什么、穿什么、累不累，并不陌生。
1928年7月22日，彭德怀和滕代远等领导平江起义，随后组建红军第五军。当年12月，他率红五军主力到达井冈山。此后多年，他几乎一直处在战争第一线。从中央苏区到长征，从抗日战场到西北战场，他身上的那股直脾气没有多少改变，遇到问题愿意直接讲，作战时也习惯到前沿了解真实情况。
抗日战争时期，彭德怀担任八路军副总指挥。1940年，百团大战展开，这场大规模破袭作战成为华北敌后抗战中的重要战役。进入解放战争时期以后，他又长期在西北指挥作战。西北战场条件并不宽裕，兵力、装备和补给都有现实困难，对指挥员判断战机、使用兵力的能力要求很高。
真正让许多人记住彭德怀军事形象的，还有1950年的那次出征。10月8日，他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0月19日，志愿军跨过鸭绿江。那时新中国成立刚刚一年，部队面对的装备差距、运输压力和严寒天气都十分突出，对前线指挥提出了极高要求。
在朝鲜战场上，彭德怀面对的并不是简单的“敢不敢打”，而是怎样在困难条件下组织几十万人的作战、运输、补充和轮换。前线变化往往以小时计算，一个判断失误就可能造成巨大损失。长期战争经历形成的务实作风，在这个时候体现得非常明显。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署。1955年，彭德怀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走到这一步，他已经是声名显赫的军事统帅，可生活习惯并没有因此发生太大变化。衣食起居仍比较简单，对身边工作人员也要求严格，不愿因为职务高就处处讲特殊。
这恰恰形成了一种很有意思的反差。外界印象中的彭德怀，常常是眉头紧锁、说话响亮、批评人毫不客气；真正长期接触他的人，却也能看到另一个彭德怀：关心战士冷暖，对身边年轻人学习文化很上心，对亲属要求同样严格，不希望家里人因为自己的身份得到额外照顾。
所以到了晚年，他反复强调自己没有对同志搞“两手”，并不是突然冒出来的一句话，而像是对自己几十年处事方式的一次总结。他知道自己的脾气给别人造成过压力，因此愿意承认；他也知道自己说过错话，因此没有把自己塑造成毫无缺点的人。但在涉及原则和人格的问题上，他始终看得很重。
1974年，彭德怀的身体状况不断恶化。11月29日，他在北京病逝，终年76岁。生命最后阶段，他还惦记着自己的身后安排，希望最终能够回到湖南故乡。这个愿望并没有立即实现，而是又过去了二十多年。
1999年12月28日，彭德怀的骨灰终于回到湖南湘潭乌石，按照他的遗愿安葬在故乡，与两位早年牺牲的弟弟相伴。从1898年出生，到1974年离世，再到1999年归葬故土，这条跨越百年的时间线，让他晚年的许多话有了另一层意味：走得再远，最后惦记的还是故乡和曾经一起走过的人。
回过头再读那句“问心无愧”，其实没有必要把它理解成一个人对自己一生所有事情都作出完美评价。恰恰相反，彭德怀先承认自己有缺点，再讲自己坚持的底线，这才是这句话真正有力量的地方。人可以急躁，可以犯错，也可能因为性格太直而得罪人，但犯错和存心算计，毕竟不是一回事。
在我看来，彭德怀留下的启示并不是要求后人照搬他的脾气，更不是认为说话越硬越值得赞扬。真正值得记住的，是他敢把自己的缺点摆在桌面上，也敢为自己的原则负责。一个人最难做到的，不是让所有人都喜欢，而是在几十年风雨之后回头看自己，知道哪些地方做得不好，愿意承认；同时又能确定，有些不该做的事情，自己从未越过那条线。这或许正是“问心无愧”四个字最沉的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