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张学良长期软禁的人，除蒋介石外，还有张学良信任的手下
张学良真正失去主动权，并不是1936年12月26日抵达南京的那一刻。
那时他虽然已经被控制，但西安还有近20万东北军。只要这支部队没有散，南京方面处理张学良的问题，就绕不开东北军。真正改变局势的，是此后两个多月里，这支军队从“等少帅回来”，一步步变成了内部互相拔枪。
这里有个人很关键，孙铭九。
他并不是突然冒出来的年轻军官。西安事变前，孙铭九担任张学良卫队营第二营营长，属于少帅身边很近的人。张学良推动东北军内部建立抗日同志会时，孙铭九、应德田等人也进入了核心圈。临潼行动中，孙铭九同样承担重要任务。
换句话说，张学良对这些年轻军官不是一般信任。
偏偏后来最急着救他的，也是这批人。
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陪同蒋介石离开西安。26日到南京后，他很快失去自由。12月31日，军事法庭判处张学良十年有期徒刑；1937年1月4日虽然宣布特赦，却没有真正放人，而是转为“严加管束”。
西安的气氛一下变了。
少壮派最担心一件事：时间拖得越久，南京越有机会把东北军调走。一旦十几万、近二十万人被拆开，张学良还有什么资本回来？
这个判断并非没有现实依据。问题出在，他们选择了最危险的解决办法。
东北军高级将领王以哲、于学忠、何柱国等人主张尽量通过谈判解决。他们顾虑很实际，中央军已经逼近，如果东北军主动开战，不但未必能救回张学良，还可能重新引发大规模内战。
少壮派却觉得不能再等。
1937年1月27日，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等人仍坚持“张学良不回来就不能撤兵”。到了1月31日晚，局势已经紧张到必须摊牌。红军、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方面的高级人员在王以哲家开会，最后形成的意见仍然是宜和不宜战。
谁也没有想到，仅隔一天，枪口就对准了王以哲。
2月2日清晨，孙铭九、应德田等少壮派发动行动，王以哲等人被杀。原来还是“到底怎么救张学良”的路线之争，一夜之间变成了东北军内部的血债。
这一下，性质全变了。
王以哲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他是第67军军长，在东北军老将中有威望，也是能够压住局面的重要人物。张学良不在西安，军中恰恰需要这种人维持秩序。结果少壮派为了逼迫局势向“武力救张”发展，反而先拆掉了东北军内部的一根支柱。
接下来的报复更麻烦。
王以哲旧部迅速行动，第105师师长刘多荃调兵返回西安，追捕参与事件的少壮派。混乱中，高福源也遭杀害。孙铭九等人被迫离开，东北军从政治分歧滑向了内部残杀。
此时最严重的问题已经不是少了几个将领，而是张学良留下的指挥体系断了。
过去大家虽然意见不同，至少还认张学良这个核心。现在少帅远在外地，老派、少壮派互不信任，各军将领又必须考虑自己部队的去向。南京方面想要拆分东北军，阻力自然比此前小得多。
1937年3月，东北军开始东调，部队分别进入豫南、皖北、苏北等地区，各军驻地分散，不再形成西安时期那种集中态势。
紧接着，4月至6月又进行整训和缩编。原来一些军的编制由每军四个师缩减为两个师，多支部队被重新安排。东北军这个过去能够统一行动的军事集团，实际上被切成了许多块。
到这个时候，张学良手里的牌已经完全不同。
1936年12月底，他虽然人在南京，身后毕竟还有一支规模庞大的旧部；到了1937年夏天，东北军已经分散到多个地区，各部不相统属。再想靠全军统一施压，把张学良接回来，现实条件已经消失。
更令人感慨的是，促成这种局面的部分人，本意恰恰是救他。
孙铭九、应德田这些少壮派对张学良有感情，也愿意冒险。他们的问题并不是“不忠”，而是把忠诚变成了急躁。王以哲一死，东北军最需要的内部平衡被打破，随后出现的报复、东调和缩编，一环接着一环，再想回头已经很难。
此后张学良辗转浙江、江西、湖南、贵州等地，后来又被带到台湾地区，失去自由长达半个多世纪。直到1990年前后，他才真正恢复较完整的人身自由。1993年底赴美国，后来定居夏威夷，2001年10月15日在檀香山去世。
我认为，这段历史最值得注意的，并不是简单追问某个人“害了谁”，而是看清一个政治人物失去实际力量之后，处境为什么会迅速恶化。张学良被扣时，东北军原本还能形成压力；二二事件之后，这种力量从内部被打散。孙铭九等人想用最激烈的办法救人，却让东北军先失去了统一。
历史有时就是这样。真正影响结果的，未必只有站在对面的人。一个阵营内部在关键时刻能不能稳住、能不能留下可用的力量，同样重要。张学良最信任的一批年轻部下，在最焦急的时候作出了最激烈的选择，也无意间削掉了他最后一块有分量的筹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