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946年毛主席写给毛岸青的信，字写得无拘无束，肆意挥洒，端肃拘谨，奔放跌宕，每一处牵丝、每一笔省略，都严格遵循魏晋定型的草法规范，一笔一画之间有规矩打底，线条舒展灵动轻重起伏自然妥帖！

1946年1月7日，延安迎回了一个从苏联归来的年轻人，毛岸英。当天，毛主席又提笔写信，收信人却在更远的地方。毛岸青没有和哥哥一起回来，仍留在苏联学习。

信不长。

毛主席开头便写：“岸英回国，收到你的信，知道你的情形，很是欢喜。”接着叮嘱他继续学习，将来学成回国，“好为人民服务”。写到后面，话锋落进家里：妹妹李讷已经五岁半，托父亲向哥哥问候，还附上两张她剪的剪纸。

同一天，一个儿子站到了面前，一个儿子仍隔着万里。纸上没有长篇训诫，只有学习、归国、问候，还有两个孩子之间能够拿在手里的小东西。书信要经过传递抵达苏联，远方的收信人还要顺畅读懂。

毛笔可以走得快，字势可以放开，字的基本结构却不能散掉。

1940年至1948年间，毛主席的手迹总体仍以行书为主。这个时期，长横、长撇不断伸展，结体向左右打开，运笔趋于迅疾。1949年前后，笔画简省和字间连带明显增多，草书成分才进一步加强。

这个阶段的行书还有自己的面貌。起笔劲利，笔画多向外伸展，单字结体颀长宽疏，字势常带斜向。通篇已有大小变化，却还没有后来大草那种强烈的疏密冲撞。

1946年这张家书里的牵丝、连笔和省写，便落在这样的书写阶段里。

许多字仍各自站得住，笔画更多是在字内加快连接，行与行顺着书写自然错落。到了五十年代以后，连续使转增多，字形大小和行间疏密的变化越来越强，纸面节奏已经换了模样。

草书本身也有字形约定。写快不能任意减笔，一个偏旁怎样省，一组笔画怎样连，都经历过长期沿用和变化。它的源头又早于魏晋。东汉已有草书，章草从隶书的简省书写中发展；汉末至西晋继续演化，到东晋，王羲之、王献之又推动今草形成，字与字之间的连带和使转更加流动。

草书里的“法”还要分开。字法管一个字怎样草化、哪些笔画可以省、哪些符号可以替代原来的笔画组合；笔法、结体和章法留下的变化空间则大得多。同一个字可以收紧，也可以舒展，行与行可以疏密变化，可草字的基本符号关系一旦改乱，辨认也随之失去依据。

毛主席后来接触和研习的法帖范围很广，包括二王、孙过庭、怀素等人的作品，也看过专门讲草字结构和写法的书。1950年4月13日致杨开智、李崇德的信已经行草兼用，后一页字间牵连明显增多。与1946年的家书相比，草意又向前走了一截。

1958年10月16日，毛主席还写便条让田家英整理已有的草书字帖，包括王羲之等人的拓本、于右任《千字文》和《草诀歌》，并询问能否从故宫博物院借阅草书手迹。

到五六十年代，他笔下的提按、使转、字形大小和通篇布白继续变化，大草、狂草的面貌逐渐展开。

1946年时，毛主席仍大量用毛笔处理文件、电报、批语和书信，快速书写本来就是日常工作的一部分。给毛岸青的信只有几句话，先报哥哥归来，再写自己的欢喜，随后谈学习和回国，末尾放进妹妹的问候。信息一件接一件，没有闲笔。

这样的父子通信已经持续多年。1941年1月31日，毛主席给毛岸英、毛岸青写过一封长信，谈到两个儿子的学习，希望他们年轻时多学自然科学。那时兄弟二人都在苏联。五年过去，岸英已经回到中国，岸青单独成了收信人。

1947年9月12日，毛主席给毛岸英写信时又提到“永寿”毛岸青，说他的信写得很好，并已经给他复信，还请岸英把回信译成外国语，连同原文托人带去。哥哥回国以后，又替父亲把中文家书翻成弟弟能够方便阅读的文字。

这封回信还要经过翻译、转交，再送往毛岸青所在的地方。家书里的字要能读、能译、能传递，行笔再快，省写再多，也离不开这个用途。

1949年前后，毛主席笔下的草书成分开始明显增加，1950年代以后又不断读帖、写字，书体继续变化。1946年1月7日那张信纸上，长线已经舒展，连写已经加快，行书骨架仍清楚。

信的末尾，两张李讷剪出的剪纸随着这些字一起装进信里，送往仍在苏联的毛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