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人叫施旦，是汪精卫的机要秘书和情人。1938年汪精卫在越南公开投降日本后，她毫不犹豫地选择跟随，主动参加汪伪政权的各种重要事务，帮助汪伪与日本合作，为虎作伥。

信源：《汪精卫生平》、《汪伪政权史》

1938年香港中环有家洋行，31岁的施旦把打字机盖一合，拎着藤编手提箱走出写字楼大门。

没跟同事打招呼，没领当月薪水，直接去当铺把陪嫁的银镯子、金耳环全换成现钞，买了张船票往越南河内走。

那时候汪精卫刚在河内发了投日的通电，全中国报纸骂声一片，巡捕房的人私下跟施旦的邻居放话，说跟汪走的人，以后清算一个都跑不掉。

施旦把这些话当耳边风，船票攥在手里出了海。

施旦跟汪精卫的渊源得从1910年说起。

那年汪精卫揣着炸弹去北京刺杀摄政王，事败坐牢，在狱里写了几句诗传出来，上海务本女中的学生圈里传抄得厉害。

16岁的施旦把那几句诗抄在课本扉页上，觉得这个男人是顶天立地的英雄。

二十多年过去，英雄变成了汉奸，少女变成了洋行打字员，可她心里的那点执念没变。

1939年3月河内高朗街的晚上，军统的人摸进汪精卫住的院子开枪，子弹把卧室窗户打得稀碎。

汪精卫缩在床底下没挨着，贴身秘书曾仲鸣替他挡了子弹，当场就没了气。

施旦当时就住在隔壁，听见枪声和玻璃碎裂的声音，没跑，反而从那天起把铺盖搬进了汪精卫的办公区。

她会英语、法语、日语三门语言，汪伪那边能同时处理日方密电的人掰着手指头数得过来，她就是其中一个。

汪伪政权在南京立起来之后，施旦的位置很微妙。

汪精卫跟日本人来往的文件，翻译、归档、递送全走她的手，她手里过的密件摞起来有半人高。

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看她不顺眼，觉得这个女人靠太近了，好几次把汪精卫桌上摊着的经济草案、军事草案收走，不让施旦碰。

施旦不争不吵，文件不让碰就不碰，但密电的流转权限还在她手里攥着，陈璧君拿她没辙。

沦陷区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熬。

1941年到1944年那几年，上海米价翻了不知道多少倍，普通工人一个月工钱买不了一袋米，街边饿死人的事隔三差五就能听见。

施旦坐黄包车路过闸北的棚户区，看见一个老太太蹲在路边捡烂菜叶，随手让司机停了车，从包里摸出几块银元递过去。

老太太抬头看了一眼她身上的旗袍，没接钱，站起来拍拍灰走了。

施旦站在原地愣了好一会儿，把钱放回包里，上了车没说话。

她不是没想过抽身。

1943年开始汪精卫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早年刺杀摄政王那颗留在脊椎里的子弹引发了骨髓病变，疼起来整宿睡不着。

1944年3月汪精卫去日本看病，临走塞给施旦一个信封，让她保管，说回来再看。

施旦把信封锁在办公桌最底下的抽屉里，没拆。

同年11月汪精卫在日本死了，消息传到南京，施旦一个人把抽屉打开，拆了信封，里面是一张白纸，一个字没写。

她把白纸折好放回信封，锁回去，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继续上班。

从那天起施旦开始给自己铺后路。

她经手物资调拨的账目，每一笔都做得干干净净。

但有些抗日人士的处置申请递到她桌上，她就用流程核查的理由压着不批，拖到事情不了了之。

她还通过中间商买了金条藏在租界的保险箱里，房产的手续用化名办妥，一层套一层，查不到她头上。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国民政府开始抓汉奸，汪伪那边的高官一个接一个被带走，有的判了死刑，有的关了无期。

施旦的办公桌抽屉里还锁着那封白纸信，她花了一个晚上把所有私人账册、隐秘密件烧了，灰烬倒进厕所冲走。

陈璧君慌慌张张找她想办法，她当面答应帮忙打点，转头就买了去香港的船票。

到了香港她把身上所有跟汪伪有关的照片、书信全烧了，租了间小房子，换了名字，找了份公司文员的工作，每天朝九晚五。

没人知道她以前是谁，她也不跟任何人提起。

这一藏就是几十年，终身没结婚，一个人过到老。

我觉得施旦这辈子最讽刺的地方在于，她16岁崇拜的那个英雄和31岁追随的那个汉奸是同一个人。

她用大半辈子的时间证明了自己的忠诚，最后发现那封遗书是一张白纸。

她不是不知道自己走错了路，只是在错路上走得太远，回头比继续走还难。

我认为她那些暗中拖延处置申请、悄悄攒金条铺后路的操作。

说白了就是一边帮着搭台子，一边给自己留退路，人性这东西，在乱世里就是这样拧巴。

在我看来，她保全了自己，却也用一生为那个错误的选择买了单，这世上最亏本的买卖不是赔了钱，是赔了良心还觉得不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