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唐太宗李世民病重，长孙皇后衣不解带，寸步不离地照顾他。
贞观十年，长孙皇后病入膏肓。临终前，她从衣中取出毒药，向李世民提起一桩旧事：当年皇帝久病不愈，她曾把毒药系在衣带上，发誓如果丈夫遭遇不测，自己也不独生。
《资治通鉴》记载，李世民那次患病持续多年，长孙皇后日夜侍奉，几乎不离左右。史书没有交代毒药的具体种类，也没有留下皇帝发现药丸后追问的情节。后世流传的许多对话，不宜当作史实。
但这段记载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长孙皇后临终时解释，自己当年不愿独生，也是不愿在丈夫死后处于吕后那样的地位。她所顾虑的，已经不只是夫妻生死，还包括皇帝身后的权力安排。
长孙氏生于601年，父亲长孙晟是隋朝名将。她13岁嫁给李世民，618年成为秦王妃，626年被立为皇后。隋末到唐初的政局变化，她都亲身经历过。
秦王与太子李建成的矛盾日益尖锐时，她曾侍奉李渊，礼待宫中妃嫔，尽力缓和关系。玄武门之变发生时，她也曾亲自慰勉将士。至于她参与制定军事计划、指挥洛阳赈济等说法，正史缺乏可靠依据，不必为了突出人物而添写。
李世民即位后，长孙皇后面对的第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娘家的权力。长孙无忌是她的兄长，也是太宗倚重的功臣。皇帝准备授予他更高职位，她却反复请求，不要让自己的兄弟子侄占据朝廷要职。
她举出汉代吕氏、霍氏的兴衰，提醒太宗外戚权势过重可能招致祸患。后来，长孙无忌辞去右仆射，改授开府仪同三司。这并不意味着长孙家族从此退出政治，但至少说明，她没有把皇后身份当成替亲族索取权力的凭据。
对曾经亏待自己的人，她也没有借势报复。异母兄长孙安业早年将她和长孙无忌逐出家门，后来又牵涉谋反。太宗准备处死安业，长孙皇后却请求减免死刑，避免外界认为她利用皇权清算私怨。最终，安业得以减死。
她对朝臣的态度，同样有具体事例可查。魏徵直言进谏，太宗有时难以接受。长孙皇后曾穿上朝服，向皇帝祝贺他能够得到敢于直言的臣子，并派人送给魏徵五百匹绢帛。她没有替魏徵决定朝政，却支持皇帝容纳不同意见。
贞观八年，即634年，长孙皇后随太宗前往九成宫，旧疾加重。太子李承乾提出赦免囚徒、度人入道，为母亲祈福。她明确反对，认为赦免关系国家法度，不能因为自己生病就轻易改变。后来群臣也请求大赦，她仍坚持劝止。
这一年还有一件事值得注意。九成宫夜间发生警报，太宗披甲出阁察看，长孙皇后带病跟随，病情因此加重。《资治通鉴》把这件事与她后来的病势联系起来，但没有说她因此立即去世。她直到两年后的636年才病逝。
临终时，长孙皇后没有要求为自己加封亲族。相反，她劝太宗不要让外戚处于权要，又特别提到房玄龄。房玄龄当时因受责罚回家，她认为此人长期参与机密政务，谨慎守职，如果没有重大过失，不应轻易弃用。
她还请求丧葬从简，不要为修建坟墓耗费天下财力，并劝太宗亲近君子、远离小人、接纳忠谏、减少劳役。这些话与她生前反对因病大赦、限制外戚权力的做法，前后能够对应。
636年六月，长孙皇后在立政殿去世，年仅36岁。同年十一月，她被安葬于昭陵。陕西省地方志资料记载，昭陵位于今天陕西礼泉县九嵕山，后来成为唐太宗的陵寝。
她生前还编撰过十卷《女则》，收集古代妇女事迹，并对汉明德马皇后未能及时抑制外戚权势提出批评。太宗在她去世后读到这部书，感叹她过去常能规劝自己，如今再也听不到这样的意见。
长孙皇后的历史价值，不必靠“完美皇后”四个字来概括。她生活在皇权高度集中的时代，无法脱离当时的制度，却在亲族利益、国家法度和君臣关系之间，留下了若干值得辨认的选择。
636年以后，贞观朝仍在继续。李世民还要面对边疆、财政、官员任用和皇位继承等问题。长孙皇后的离去，没有让一个时代立刻终结，却使这段共同经历唐朝创业与治理的岁月画上句号。旧日的陪伴已经结束，新的道路，仍要由留下的人继续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