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4月，陈云在北京收到四川省仪陇县委的一封信。信上说，他们在整理地下党档案时，发现了一个叫席懋昭的人，曾在1935年护送陈云去上海，1949年牺牲于重庆渣滓洞监狱。

陈云捏着那封信，看了好几遍。信里提到的“席懋昭”三个字，他一时竟对不上号。时间过去快五十年了，当年那段从四川到上海的路，走得太险、太急，护送他的那位年轻人叫什么名字，他真的记不清了。但他记得那个人，记得他是个小学校长，记得他一路上的沉着和机警。陈云很快委托秘书给四川省委组织部回了信：当年确实有一位在灵关小学当校长的地下党员护送我，后来在延安也见过，只是姓名实在想不起来了。如果席懋昭当过灵关小学校长，那应该就是他。

几个月后，四川省委组织部寄来了一沓材料，还有一张照片。陈云戴上眼镜，凑近看了看，照片上的人，眉眼、轮廓，一下子把他拽回了1935年。他连说了两遍“就是他，就是他”。

那一年，红军飞夺泸定桥之后，中央在泸定城开了一个会。会上决定了两件事：一是红军继续北上翻越夹金山，二是陈云离开长征队伍，秘密前往上海，恢复白区党组织，同时设法重建与共产国际的联系。那会儿中央和共产国际的联络已经断了半年多，上海的地下党组织也遭受了严重破坏。陈云领了任务，从大渡河一路走到夹金山脚下，心里一直在盘算怎么“出川”。

陈云是江苏青浦人，满口上海话，在四川一开口就等于暴露身份。沿途国民党军警特务到处设卡盘查，稍有不慎就是杀身之祸。派谁护送？中央选定了灵关殿小学的校长席懋昭。这人1912年生于四川仪陇，和朱德是同乡。二十岁出头就入了党，在成都搞过学生运动，被叛徒出卖后转移到了荥经、天全一带。他哥哥在川军当营长，靠着这层关系，席懋昭被委派到灵关殿小学当校长，妻子贺伯琼也在地下党，做教导主任。

接任务那天，陈云就住在灵关殿小学。席懋昭推门进去，陈云正和一个叫陈梁的同志在商量路线。三个人一合计，给陈云准备了两套“身份”，对外就说是个小学教员，跟着校长出门办事，合情合理；碰上盘查严的时候，就说是去川西收药材账的“收账先生”，化名“廖家骏”。陈云打算盘是一把好手，“收账先生”这个角色他演得了。路线也定下来了，不走大路，专挑山路，从灵关绕道荥经，再折回雅安，到成都，最后奔重庆。

出发那天飘着细雨。刚走出灵关不远，后面追上来一个满身泥水的男人，是天全县的教育局长熊某人。这人是国民党官员，红军攻下天全县时被俘，这天“一不小心”被他跑了。跑的时间点掐得刚刚好，正好是席懋昭他们离开灵关之后。熊某人的家在荥经，红军料定他会往荥经逃，果然在山路上“巧遇”了席懋昭一行。席懋昭上去就喊“局座”，介绍说陈梁是自己冕宁的远房亲戚。有了这位“局座”同行，一路上的关卡反而好过了不少，谁会怀疑一个教育局长呢？

从灵关到荥经，从荥经到雅安，再从雅安赶到成都，走了五六天。到成都时城里风声正紧，到处增岗加哨。席懋昭安排陈云拿着刘伯承的亲笔信去找美丰银行的胡公著落脚，自己另找旅馆住下。陈云在胡公著那儿只住了一夜，第二天两人便动身前往重庆。在重庆，陈云又拿着刘伯承的信找到了刘伯承弟弟开的中药铺，在那儿住了几天，买好了去上海的船票。

朝天门码头，陈云紧紧握住席懋昭的手，鼓励他一定要坚持斗争。然后转身上了民生轮的舷梯。船开了，席懋昭站在码头上，看着轮船顺江而下，消失在雾气里。

席懋昭完成任务后本想返回灵关追赶红军，但国民党已经对他下了通缉令。他在阆中一带被抓住，无论怎么严刑拷打，对护送陈云的事一个字不说。1937年经家人营救出狱，他直奔延安，进了中央党校学习。陈云也在延安，两人见过面。没多久，席懋昭又被派回四川做地下工作。陈云从此再没听到过他的消息。

席懋昭回到四川后继续干老本行，以各种身份作掩护发展组织、宣传抗日。1941年他甚至当上了仪陇县观音乡的乡长，借着这个身份开仓放粮、修路筑桥、发展地下党员。1942年再次被捕，1943年才获释。1948年3月，他在雅安被特务逮捕，关进了重庆渣滓洞监狱。

1949年11月27日，重庆解放前三天。国民党特务对渣滓洞和白公馆进行了疯狂的大屠杀。三百多名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倒在血泊中，席懋昭是其中之一。那年他三十七岁。


直到1983年4月那封信寄到北京，这段尘封的历史才被重新翻开。陈云确认了照片上的人就是当年护送自己的那位小学校长后，提笔写了一份证明材料：“我认为，应当肯定席懋昭同志为革命烈士，并记下他在完成护送我出川这一党的重要任务中的功绩。”

1984年5月28日，四川省人民政府追认席懋昭为革命烈士，追记大功一次。

有人说，历史会记住每一个付出过的人。可现实往往是历史记住的，只是那些被翻出来的名字。席懋昭的幸运在于，他护送的那个人后来还记得他，愿意为他写那几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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