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的平江起义的主要领导及骨干成员如下：
主要领导为：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
主要骨干包括：邓萍、贺国中、黄纯一、李聚奎、彭绍辉、苏振华、傅秋涛、张震、姚喆、李寿轩、周玉成、方强、欧阳文。
平江起义后来走出来了一位开国元帅、四位开国上将、六位开国中将。

1928年7月24日前后，平江县城里出现了一支新的军队：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
彭德怀任军长，滕代远任党代表，邓萍任参谋长，团级干部中又有雷振辉、陈鹏飞、黄纯一等人。

两天前，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还在国民党独立第五师的番号之下。
红五军成立后的干部名单，与7月22日发动起义时的实际分工并不重合。

起义前，彭德怀掌握第一团，滕代远负责政治领导和组织衔接，邓萍长期从事军内秘密党组织工作；黄公略、贺国中、李灿、黄纯一等人，则分别掌握不同部队和基层节点。
7月中旬，军内的隐蔽状态被打破。
南华安特委遭到破坏，黄公略等人的党员身份面临暴露，继续等待，一些已经掌握兵力的党员可能先遭逮捕。湖南省委派到平江的滕代远此时已经同第一团党组织接上关系。原先还能秘密发展的时间迅速缩短，起义被推到了眼前。

彭德怀手里有第一团，这是7月22日能够迅速控制县城的重要军事条件。
他身边还有一套已经运转起来的军内组织。邓萍此前进入这支部队开展兵运和党团工作，秘密党员、士兵委员会和基层联系人逐步分布到部队内部。团部决定行动以后，命令可以沿原有营、连关系向下传递，士兵也不必等到起义当天再临时组织。
李灿承担了直接军事任务。
他长期在第一团活动，也参加士兵委员会。7月22日行动开始后，李灿率部攻击县城目标。张荣生、李光、李力等秘密党员则分布在联络和基层组织位置上。
此前用于秘密联系的人和渠道，当天开始承担集合、传令和组织部队出动的任务。

黄纯一手中同样有可以投入战斗的力量。
他参加县城行动，红五军建立后又进入团级指挥序列。国民党军随后向平江反扑，刚刚整编的部队不得不撤城，黄纯一在战斗中牺牲。
从秘密活动到公开起义，再到迎击反攻，前后只有很短一段时间。

平江城外还有黄公略和贺国中。黄公略当时在独立第五师第三团第三营任职，驻在嘉义一带。身份暴露的危险逼近后，他率部起事，随后向平江靠拢。贺国中掌握随营学校武装，也率部响应。第一团、第三团第三营和随营学校几个军事节点，先后脱离独立第五师原有的指挥关系。
城内外能够接在一起，还因为平江当地早已有武装基础。

1928年3月，地方党组织和农民武装曾发动大规模扑城。独立第五师后来被调往平江，承担镇压和“清乡”任务。
到了7月，这支部队内部的秘密党员与当地党组织、游击武装重新汇合。原来被派来压制地方革命活动的一部分正规军，就这样转到了起义一边。
7月22日夺取县城，并没有结束战斗。突然行动和军内配合能够在短时间内打乱当地守军，长期控制县城却需要更多兵力、补给和稳定的外围环境。国民党军迅速调兵反攻，新成立的红五军一面整编，一面应付外围军事压力，最终撤出平江，向湘鄂赣边区转移。
7月24日前后形成的新编制，也重新安排了参加起义人员的位置。
彭德怀任红五军军长，滕代远任党代表，邓萍进入参谋指挥系统；雷振辉、陈鹏飞、黄纯一等人出现在团级序列中。这些职务形成于红五军建立之后。7月22日前后承担起义任务的人，则分别负责决策、军内组织、掌兵、联络和外围响应。

按当时的实际职责，平江起义的主要领导是彭德怀、滕代远。
邓萍长期承担军内组织工作，黄公略掌握第三团第三营并率部起事，两人都是关键骨干。李灿、黄纯一、贺国中分别承担直接作战和部队动员任务。张荣生、李光、李力等秘密党员虽然没有处在最高指挥位置，却维持着营连以下的组织联系，使团部决定能够落到基层部队。

这些人没有处在一个同级机构里，也没有承担同一种任务。
彭德怀能够调动第一团，滕代远把军内行动同上级党组织衔接起来，邓萍经营基层组织，黄公略和贺国中从其他军事单位带出武装，李灿、黄纯一把命令落实到具体战斗。几条原本分开的线，在7月22日前后汇到平江。

县城很快失守，已经脱离旧军指挥系统的部队却没有重新回到独立第五师。
黄公略等人继续在湘鄂赣边活动，彭德怀、滕代远后来率红五军主力向井冈山方向发展。
从国民党军独立第五师的番号，到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的番号，中间只有短短几天。平江城门重新落入敌军之手时，那批从第一团、第三团第三营和随营学校走出来的人，已经带着另一支军队进入湘鄂赣山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