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香港，沈醉获准赴港探亲，终于见到阔别三十余年的原配妻子粟燕萍，还有二女儿沈逸云、五女儿沈美娟等人。
 
 
沈醉那年67岁。拿到港澳通行证那天傍晚，女儿沈美娟从背后抽出两张灰蓝色卡片。他看见“港澳通行证”几个字，眼泪当场落下。
 
 
出发前，原国民党中将杜聿明拉住他的手叮嘱：“不要忘记我们常常说的，要保持晚节。”
 
 
1949年冬天，国民党败局已定，沈醉奉命留守云南。他把母亲、妻子粟燕萍和6个孩子送上飞往香港的飞机。老母亲哭着不肯登机，他只好抱上去。妻子泣不成声，孩子们被抱上飞机时还喊：“爸爸，你可快来啊！”
 
 
这一别31年，沈醉随后在云南被卢汉扣押，签字参加起义，仍作为战犯关押，辗转重庆白公馆和北京功德林。
 
 
粟燕萍到香港后日子艰难。积蓄被人骗走偷走，亲友见沈醉失势不再接济。她做针线活糊口，把老母亲送往台湾，又让两个女儿回大陆投亲。
 
 
1953年，台湾方面放出消息，说沈醉已被共产党枪决，还把他的名字列入“忠烈祠”。粟燕萍信了。
 
 
她在举目无亲的香港撑不下去，后来改嫁同样从内地流落到香港的国民党少校团长唐如山。
 
 
沈醉在功德林对此一无所知。1960年他作为第二批特赦人员获释，第一件事就是打听妻儿下落。几经辗转收到香港回信，信里夹着全家福，末尾写着：母亲已过世，两个女儿回了大陆，大女儿夭折，粟燕萍以为他死了，已经改嫁。
 
 
沈醉捧着信坐了很久，回信只写一句：“祝愿你在新夫身边生活得幸福、愉快。”此后两人保持通信。
 
 
1965年，沈醉与护士杜雪洁结婚，在北京安家。小女儿沈美娟被接到身边，后来帮父亲整理回忆录。
 
 
1980年，云南省清理历史档案，翻出沈醉当年在卢汉起义通电上的签名和亲笔颁布的缴械命令。核实后，有关部门将他从战犯改为起义将领，享受副部级待遇。
 
 
那年中秋，沈美娟问父亲还能不能见到妈妈。沈醉说，那就申请去香港见面。女儿问组织上能批吗，沈醉说：“我相信共产党。”申请递上去，很快批了下来。
 
 
1981年1月6日，沈醉带着沈美娟从罗湖口岸入境。出发前他和女儿商量不透露行程，连粟燕萍都不知道他会来。
 
 
但沈醉这个名字太有分量，他在罗湖办手续时，香港记者已经得到消息。抵港后，他见到了粟燕萍、二女儿沈逸云、五女儿沈美娟等亲人。母女抱头痛哭。
 
 
亲友劝沈美娟留在香港守着妈妈。沈美娟在母亲身边待了两天，给父亲打电话：“妈妈和叔叔要来见你。”
 
 
粟燕萍心里很慌。她记忆里的沈醉还是当年军统里说一不二的角色，手上沾过血，脾气也大。她拉着唐如山的手，声音发颤：“他可能会扇我耳光，你千万别还手，这都是我该受的。”
 
 
见面的地方安排在尖沙咀一家酒店。沈醉提前到了，穿着在香港新买的西装。粟燕萍和唐如山推门进来。
 
 
31年没见了。沈醉没有发火，他走上前，握住唐如山的手摇了摇，说：“以后咱们就是兄弟，你叫我三哥就行。”
 
 
沈醉又对她说，自己没有尽到丈夫和父亲的责任，孩子们靠你们抚养成人，他是特意来感谢的。
 
 
这次香港之行，沈醉待了27天。有老朋友劝他留在香港享福，说大陆物质生活差，何必回去受苦。沈醉回答：“大陆的物质生活是差一点，但我不是为钱而来的。我母亲生前对我说过，一个人可以不做官，但一定要做人。”
 
 
临走前，他给一直游说他的人留了一张纸条：“喜未迷途，尚能知返。苦海无边，不敢再跳。回头是岸，岸在北京。”
 
 
27天后，沈醉从香港回到深圳。深圳海关一名工作人员远远认出了他，吃了一惊，赶紧让同事去通知领导。
 
 
在很多人看来，沈醉是老牌国民党特工，这次去香港探亲，很可能有去无回。香港居留手续不难办，他在香港关系也多，只要想留下没人拦得住。但他回来了。
 
 
沈醉后来在回忆录里解释为什么执意回北京。他写道，香港《新晚报》1981年1月29日的报道说得很准确：他来到了这个东西方的十字路口，并不彷徨，说要回去就回去了，说要在春节前回去，果然在春节前回去了。
 
 
回到北京后，沈醉继续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做文史专员，留下多部回忆录。1996年3月18日，沈醉在北京因病去世，享年8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