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海海战失利后，北洋水师内部对弹药供应的抱怨不绝于耳。英籍帮办“定远”副管驾戴乐尔直言，舰队当时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弹药匮乏；美籍帮办“镇远”管带马吉芬的回忆更为具体——海战结束前半小时，“镇远”的305毫米主炮仅剩25发穿甲弹，榴弹早已打光，到最后阶段只剩3发穿甲弹可用。“来远”帮带大副张哲溁也提到，战斗中有的炮位“因弹子将罄而炮故缓施”。洋员肯宁咸的措辞最为激烈，直接将矛头指向“军需局的坏蛋官吏”。
这些证言一度让天津军械局成为众矢之的。但后来有研究者提出不同看法，依据是直隶候补道徐建寅在战后查验北洋海军时留下的《北洋海军各船大炮及存船各种弹子数目清折》。这份清单显示，黄海海战后舰上和库存的炮弹数量相当可观，共计有：305毫米开花弹403枚、钢弹244枚，260毫米钢弹35枚，210毫米开花弹952枚、钢弹163枚，150毫米开花弹1237枚、钢弹202枚，6英寸开花弹477枚、钢弹23枚，120毫米开花弹362枚、钢弹38枚。
徐建寅在《上督办军务处查验北洋海军禀》中又提到，天津机器局和军械局“据称九月初以后已造三百余颗运送威海”。据此，反对者认为清单中的炮弹除了这批外，剩余部分是原有库存，北洋水师并不存在供应不足的问题。如果海战中真的缺弹，那也是丁汝昌自己没带足，责任在水师提督身上。他们还找到10月2日、10月6日盛宣怀给丁汝昌的两封电报，其中提到305毫米开花子80枚已发至威海，另有305毫米开花子80枚及210毫米、150毫米炮弹各100枚发往旅顺，认为这360枚炮弹就是徐建寅所说的“三百余颗”。
表面上看，电报数量与徐建寅的说法确实接近，似乎可以互相印证。但这个推论存在一个关键漏洞：从黄海海战结束到12月10日徐建寅抵达威海查验，中间相隔近三个月，天津军械局向北洋水师调拨的炮弹远不止360枚。
一个明确的例证是，11月2日和11月8日盛宣怀给丁汝昌及天津镇总兵罗荣光的电报中，都提到“镇东”将运送包括305毫米炮弹在内的海军炮弹410枚前往威海。仅这一批，就已经超过了所谓“三百余颗”的总数。此外，10月7日顾元爵致电盛宣怀，提及丁汝昌请领6英寸开花子数十枚，天津机器局库存有100多颗。这批152毫米炮弹后来虽未见明确的调拨记录，但考虑到丁汝昌催领甚急、天津又有现成库存，大概率也发给了北洋水师。另外徐建寅本人还有一句关键补充：“续经造成存局者尚有二百余颗，又九月间向外洋订购一千颗，明春二月间可到。”查阅天津军械局向海外订购的海军炮弹清单，九月通过天津信义洋商订购的正是“海军用三十半生钢开花子一千颗，二十一生钢开花子一千四百颗”。其中一千颗对应305毫米钢开花子，说明徐建寅所说的“已造三百余颗运送威海”，特指的应该就是305毫米炮弹，而非全部口径。
综合估算，黄海海战后天津军械局至少向北洋水师调拨了约800发各类炮弹，考虑到丁汝昌的往来电报信函有相当部分已经在战乱中遗失，实际数字只会更大。所以徐建寅清单中的炮弹，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战后补充的，因此不能简单视为战前库存。
考虑到战前随着中日关系日趋紧张，丁汝昌曾多次请领炮弹，还特意致函负责供应的龚照玙，开具各舰所缺炮弹的详细清单。他在函中写道：“各船不足药弹除未经购置不计外，就现有未经运到，择其急需各宗，饬陈游击开具清摺，请饬其检照检齐。”这份清单本身就说明，丁汝昌对北洋水师各舰的弹药储存情况一清二楚，能够逐项列明缺额并催请补给，绝不可能犯下“库房有弹却不带上舰”的低级错误。弹药供应问题的责任，主要仍在负责后勤的天津军械局及其上级盛宣怀身上。
而且，问题不仅是数量供应不及时，炮弹质量同样堪忧。肯宁咸在证言中还提到，有些炮弹“不是实着泥沙”，说明军械局经手的弹药可能存在严重的偷工减料。数量短缺叠加质量低劣，才是黄海海战中北洋水师火力不继的真正原因。将责任推给丁汝昌“没带够”，既忽视了战后大量调拨的事实，也回避了军械局在生产和供应环节的失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