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赓被授予大将是运气好？有人说，也就是陈赓运气好，身边到处都是能人，很难不是大将！

陈赓1903年出生在湖南湘乡，青年时期离开家乡，后来进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时，他已经是有实际带兵经验的军事干部。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他与卢冬生之间留下了一段很深的战友情。

卢冬生家境贫寒，年轻时当过放牛娃，后来参军，参加北伐和南昌起义。起义部队南下时，卢冬生担任陈赓的副官。

会昌战斗中，陈赓腿部负重伤，几乎失去行动能力。敌人追得很紧，卢冬生没有把负伤的陈赓丢下，而是一路照护。后来卢冬生自己也一步一步成长为红军高级指挥员。

这种关系很能说明陈赓身边“能人多”的一个特点：很多人最初并不是什么成名人物，而是在长期战争中慢慢成长起来的。

谭政也是如此。

谭政和陈赓都是湖南湘乡人。1927年，谭政到了武汉，在陈赓任营长的部队里做文书。当时谁也不可能提前知道，这名年轻文书几十年后会成为人民军队政治工作领域的重要领导者。

谭政后来长期从事军队政治工作，从基层一路历练。1955年，他和陈赓同时被授予大将军衔。

一个主要长于军事指挥，一个长期从事政治工作，两个人走的是完全不同的道路，却都在几十年的战争和军队建设中走到了很高的位置。

陈锡联又是另一种情况。

他1915年出生，1929年参加革命时年龄还很小，此后长期在红军和八路军中作战。到抗战时期，陈锡联已经能够独立带兵，后来又成为129师的重要将领之一，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这些人后来名气都很大，可当年聚在一起时，没有谁脑门上写着“大将”“上将”。能不能真正成长起来，最终还是要一场仗、一项任务地往前走。

而陈赓真正特别的地方，在于他的经历跨度很大，因此接触的人也格外多。

他做过隐蔽战线工作，也直接带过主力部队；当过师长、旅长，也指挥过大兵团；既参加过国内长期战争，又先后到越南、朝鲜承担军事任务。

不同岗位意味着不同的人才圈子。

抗战时期，这一点表现得尤其明显。

陈赓担任八路军129师386旅旅长后，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战争环境。兵力和装备并不宽裕，很多战斗都得靠判断地形、调动对手和抓住战机。

1938年的神头岭伏击战就是典型例子。

陈赓亲自去查看伏击地域后，发现现实地形和地图并不完全一样。正常思路下，这地方并不算理想的伏击阵地，但他最终还是决定利用原有工事和地形特点设伏。

这类战斗不可能只靠一个旅长完成。

侦察的人得可靠，团一级干部得能理解意图，基层指挥员临场还得自己判断。一支部队如果所有事都等最高指挥员下命令，仗根本打不快。

到了1939年的香城固战斗，386旅又利用日军受到袭扰后急于追击的特点布置诱伏。战术表面上看起来并不复杂，真正困难的地方，是怎样让不同部队在准确时间出现在准确位置。

也正因为这样，陈赓特别看重干部能不能自己解决问题。

于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循环出现了：部下越能干，他越敢把事情交出去；任务越重，这些干部得到的锻炼越多；时间一长，一批能够独立工作的指挥员自然就冒了出来。

这种习惯后来并没有随着战争结束而消失。

1952年，陈赓从朝鲜战场回国，开始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也就是后来人们熟悉的“哈军工”。

这一次，他面对的不再是一支旅，也不是一个兵团，而是一所几乎从头建设的现代军事技术院校。

问题马上变了。

过去打仗缺枪、缺炮，现在办学校缺的是教授、教材、实验设备和懂现代科学技术的人。靠过去那套单纯带兵的办法显然不行。

陈赓于是到处找人才。

他请专家、调教师、研究专业设置，还努力改善教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1953年，军事工程学院正式开学。后来这所学校为我国军事科技和国防技术人才培养留下了深远影响。

到了这里再回头看，就能明白为什么陈赓身边总显得“高手特别多”。

年轻时，他身边是敢打仗的人；带386旅时，身边是一批能独立指挥的干部；指挥大兵团后，接触的是更多高级军事人才；办哈军工以后，他又开始跟科学家、教授和工程技术人员打交道。

环境一直在变，他对人才的需求也一直在变。

1955年9月27日，陈赓被授予大将军衔。按照当时授衔制度，军衔评定要综合军官的职务、经历、业务能力以及长期贡献。陈赓从早期革命活动一路经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又参加援越、抗美援朝，并投入军事教育和国防建设，这些经历连起来，才形成了他完整的军事生涯。

所以说陈赓“运气好”，确实能找到不少有意思的证据。

卢冬生、谭政这样的老相识后来成长起来，386旅里又不断出现能挑重担的干部，到了办哈军工的时候，身边再次汇聚了一批专业人才。一个人的人生里能不断遇到能人，本身就是难得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