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国民党中将，他抗日有功。淮海战役时，陈毅想争取他起义，可他却说：“我过去后，谁管谁啊！”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直性子，还有点刚愎自用，其实我们给他的条件还是很“丰厚”的。他不肯和张克侠一起“走”，他和他的妻子还是有点嫌弃当时中国共产党那里不好的生活条件。

1948年11月7日深夜，徐州城里的气氛已经很不对劲。

第三绥靖区司令官冯治安把高级军官叫到住处开会。会议从晚上一直拖到第二天凌晨。表面谈的是军事部署，实际上，他已经开始防着身边的人。尤其是两个副司令张克侠、何基沣，更让他放心不下。

问题是，冯治安并不是到了这一天才发现异常。

张克侠已经不止一次劝他改变立场。华东野战军方面也一直希望第三绥靖区能够在关键时刻起义，而且陈毅方面的想法很明确：如果条件允许，最好把冯治安本人也争取过来，而不是只拉走下面几个师。

这就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局面。

冯治安知道部下在活动，也知道有人在争取自己。他既没有跟着张克侠、何基沣走，却也不是从一开始就把这些旧部彻底清理掉。说到底，他始终没有下定最后的决心。

为什么？

要理解这件事，不能只看1948年的冯治安，还得看看他到底是怎么一路走到这个位置上的。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时，冯治安是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师长。他的部队驻防北平南苑至保定一线，真正守在宛平城和卢沟桥前沿的，是第三十七师第一一〇旅第二一九团第三营。旅长何基沣、团长吉星文、营长金振中，后来都成了卢沟桥抗战中经常出现的名字。

7月7日夜间局势骤然紧张后，冯治安下达的态度相当强硬。

当时的命令核心只有一个意思：卢沟桥地位重要，不能随便后退，日军如果开枪，就坚决还击。7月8日以后，他又不断调兵加强卢沟桥、长辛店一带的防守。换句话说，冯治安的抗日经历并不是后来给自己贴上的一块招牌，而是确有其事。

此后几年，他一直留在抗日前线。

张自忠担任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时，冯治安任副总司令；张自忠1940年殉国后，冯治安又接掌第三十三集团军。多年战争下来，他已经从旧西北军中的一员，变成能够独当一面的高级将领。

也正因为如此，到了1948年，冯治安考虑问题的方式已经和普通军官完全不同。

他放不下的，不仅是一顶官帽。

几十年军旅生涯形成的人脉、旧部、指挥习惯，还有上海、南京等地的财产和家眷安排，都成了现实顾虑。当时参与联络工作的相关回忆提到，张克侠分析冯治安时就认为，他对原来的局面仍抱有幻想，而且舍不得在上海、南京的财产，因此争取他的难度很大。

后来流传很广的那句“我过去后，谁管谁啊”，恰好把这种心态说得很直白。

冯治安从旧式军队体系中一步步走上来，长期独立带兵。在第三绥靖区，他是最高长官。可一旦换到另一套军事体系里，原先那种自己管部队、自己说了算的状态还能不能继续，他心里显然有疑虑。

这也解释了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

他的两个重要副手，其实早就已经走上了另一条路。

张克侠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长期秘密留在国民党军队内部工作。何基沣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可是两人在相当长时间里仍在冯治安部任职，而且位置越来越重要。到了第三绥靖区时期，两个人都已经担任副司令官。

冯治安并非一点察觉都没有。

特别是临近淮海战役时，他对张克侠的戒心越来越重，不让张克侠返回贾汪接触部队，同时在何基沣附近安排警戒力量。11月7日晚那场拖到深夜的会议，本身就说明他已经意识到部队可能出问题。

然而，他还是晚了一步。

11月8日凌晨4点左右，张克侠设法乘车离开徐州。上午8点，他赶到贾汪，与何基沣碰面。原来的计划已经不能再拖，两人决定立即行动。

当天上午，第59军第38师、第180师以及第77军第132师和第37师一部，共约2.3万名官兵在贾汪、台儿庄地区起义。这个数字和具体建制，在多份相关史料中都有明确记载。

这一动，影响马上就出来了。

第三绥靖区原本守着徐州东北方向的重要防线。大批部队突然撤出原阵地，相当于把台儿庄至运河一带的防守打开了缺口，使华东野战军向徐州方向穿插更加顺利，也给正在向徐州方向撤退的黄百韬兵团增加了巨大压力。

这才是贾汪起义真正重要的地方。

它不是简单的“两个将领带着部队换了阵营”，而是在大战刚刚展开的时候，突然改变了徐州东北方向的兵力结构。对一场几十万人参加的大规模战役来说，防线少掉三个半师，产生的影响当然远远超过数字本身。

而冯治安在这一刻失去的，也不仅是几个部队番号。

他苦心维系多年的旧部体系，实际上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

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与张克侠、何基沣不是互不认识的陌生人。几个人在旧西北军系统中共事多年，抗战时期也有很深的上下级关系。这种关系，使冯治安面对他们时很难像处理普通部下一样简单。

所以，冯治安1948年的选择，更像是一场拖得太久的犹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