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老蒋为啥不追了？简单来说，老蒋不是“不追了”，而是实在“追不动了”，并且新的战略重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移。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抵达吴起镇，长征暂时落脚。按蒋介石当时的部署，红军并没有获得喘息时间，西北各路部队仍被要求加紧包围，西安还成立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由张学良担任副总司令并代行职权。

蒋介石的算盘很清楚，让东北军、十七路军和马家军先顶上去，中央军随后再进入陕甘。说白了，就是让地方部队和红军互相消耗，他再利用战果接管局面，这样既能打红军，也能削弱地方实力派。

问题在于，红军刚到陕北，战斗力并没有像蒋介石想的那样迅速下降。

彭德怀很快盯上了尾随而来的东北军骑兵。几千公里追下来，东北军以为红军已经疲惫不堪，没想到在山沟里遭到伏击，两个小时便溃败，七百多人被俘，战马和武器散落一地。

紧接着，劳山一战，东北军第一〇九师遭到重创，师长何立中阵亡。榆林桥战斗中，第一〇七师四个营又被打掉，团长高福源也成了俘虏。不到两个月，东北军接连损失主力，张学良手里的兵力和装备不断缩水，这种损失谁能轻松接受？

蒋介石没有马上调整策略，反而认为东北军作战不力，继续催促董英斌率四个师从庆阳向东推进，让王以哲率部从洛川向西夹击，企图把红一方面军压在葫芦河与洛河之间。

可红一方面军和陕北红军已经完成会师，一万多人的队伍统一指挥，又熟悉当地沟壑纵横的地形。敌人兵力看着不少，真正到了前线，却很难形成合力。

1935年11月20日，东北军第一〇九师进入直罗镇。部队有飞机掩护，士气不低，可他们没有料到，红军已经布置好口袋阵。第二天拂晓，红一军团从北面发动攻击，红十五军团从南面压上，南北夹击之下，第一〇九师很快陷入混乱。

往北撤，有红军火力拦截，往南走，又撞上冲锋部队。师长牛元峰带着残部躲进镇东土寨，等了三天也没有等来援军，后来趁夜突围，最终被红军追上。此战下来，第一〇九师被全歼，第一〇六师也有一个团被打掉，毙伤和俘虏超过六千人。

这场战斗的意义，不只是红军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更重要的是，它让东北军看清了一件事，继续这样打下去，自己很可能先被蒋介石消耗干净。

张学良随后申请补充兵员，也请求发放阵亡官兵的抚恤，可援兵和款项没有等来，两个被打残的师连番号都被撤销。前线官兵会怎么想？他们原本就背着东北沦陷的压力，想的是打回老家，不是长期困在陕北山沟里替别人卖命。

高福源被俘后，见到了红军内部官兵关系和抗日主张。回到东北军后，他主动面见张学良，成为双方接触的重要牵线人。后来，东北军和红军之间逐渐形成了停战默契，表面上仍执行围剿命令，实际交火减少，很多部队只是摆出进攻姿态，并不愿真正拼命。

这说明蒋介石的问题不只是兵力够不够，而是命令能不能真正落地。

杨虎城的十七路军有自己的盘算。这支部队扎根陕西，和蒋介石长期存在矛盾，杨虎城很清楚，红军一旦被彻底消灭，中央军就会进一步压缩他的生存空间。所以在围剿行动中，他不愿全力出击，很多时候采取拖延和敷衍。

宁夏马家军同样只关心自己的地盘。蒋介石要求他们深入陕北，他们往往只派小股部队试探，碰到红军主力就后撤，不愿把本钱全部押进去。命令一层层传下去，到了前线却变成了拖、等、看，围剿自然难以形成真正合力。

那中央军为什么不亲自压上去？

因为中央军也已经很疲惫。长征期间长期跋涉，部队减员严重，主力还要处理四川方面的局面，短时间内无法全部调往陕北。黄土高原道路条件差，沟壑多，粮食、弹药和人员都要靠陆路运输，几十万大军一旦长期驻扎，后勤压力会迅速增加。

更麻烦的是，日本在华北的步步推进，已经让国内局势发生变化。一二九运动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不断扩大，蒋介石面对的压力不再只是陕北一支红军，还包括日本威胁、地方势力和全国舆论。

所以，真正关键的不是蒋介石愿不愿意追，而是他已经很难把所有力量集中到陕北。

当然，红军到达陕北后也没有从此停止军事行动。1936年，红军曾发动东征，渡过黄河进入山西作战，目的就是扩大根据地、补充兵员和物资。这说明当时并不是双方彻底相安无事，而是红军在调整战略，国民党内部也在重新计算代价。

到了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城要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局势最终转向谈判。西安事变不是凭空出现的，前线接连失利、东北军被消耗、地方部队不愿替中央军拼命，早已积累了矛盾。

蒋介石不是没有继续追剿的想法，而是军事上追不出结果，政治上又难以让各路部队同心协力，后勤上还撑不起长期消耗。红军在陕北站住脚，靠的不只是走完长征，更是抓住了敌人内部互不信任、各有打算的缝隙。

如果当时东北军、十七路军、马家军和中央军真能拧成一股绳，红军在陕北的处境会不会完全不同？但历史给出的答案是，命令可以统一，利益和目标却很难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