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初春，华国锋在中央一次小型会议上突然拍桌子发火，指着当年举报贺龙“叛国通敌“的李仲公怒斥：“他既不是军人也不是政敌，纯粹是个造谣的老骗子！“说着就要严惩此人，周恩来却放下茶杯平静地说：“算了吧，他也活不了几天了。“会议室里顿时鸦雀无声。

华国锋攥着报告的手指松了松，纸张边缘留下几道深痕。他看向周恩来，对方已经重新端起了茶杯，目光落在杯沿氤氲的热气上。

李仲公坐在长桌另一端，背微微弓着。他穿一身洗得发灰的中山装，领口扣得整齐。听到周恩来的话，他眼皮颤了一下，没抬头。

“证据确凿。”华国锋声音低了些，把报告往前推了推，“纸张是1940年代才有的机制纸，墨迹成分也是解放后的。那两封信，不可能是1929年写的。”

会议室里有人轻轻咳了一声。

“笔迹比对过三次。”华国锋继续说，“和贺龙同志的真实笔迹有十三处明显差异。鉴定组的同志可以作证。”

李仲公终于动了动。他抬起头，脸颊上的老年斑在灯光下很明显。“我老了，”他说，声音干涩，“记不清了。”

“记不清？”华国锋盯着他，“1968年你交材料的时候，可是说得有鼻子有眼。你说亲眼看见贺龙同志写的信，还说他把信交给你保管。”

李仲公又不说话了。他盯着桌面某处，像在数木头的纹路。

周恩来把茶杯放回碟子上，瓷器相碰发出很轻的脆响。“仲公同志今年七十八了吧？”他问，语气平常得像在聊天气。

“虚岁八十。”李仲公回答。

“身体怎么样？”

“肺不好，老是喘。”

周恩来点点头，转向华国锋：“调查材料都核实清楚了？”

“全部核实了。专案组走访了十七位相关同志，查阅了四百多份历史档案。李仲公本人也写了书面说明，承认那两封信是他模仿笔迹写的。”华国锋翻开报告最后一页，“他承认是因为1927年的旧怨。当时他奉蒋介石命令去拉拢贺龙同志，被扣了两个月，一直记恨。”

“为什么要等到1968年才拿出来？”有人问。

李仲公嘴唇动了动：“以前……没机会。”

会议室又静下来。窗外传来汽车驶过的声音，很模糊。

“处理意见呢？”周恩来问。

华国锋深吸一口气：“建议开除党籍，移交司法机关。”

李仲公的肩膀塌了下去。他伸手想扶桌子，手在半空停了停，又缩回去。

周恩来看了李仲公一会儿。“1924年在广州，你帮我起草过那份关于商团事件的声明。”他慢慢说，“字写得端正，逻辑也清楚。”

李仲公怔了怔，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点什么。他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

“后来你在交通部，修滇缅公路的时候，三天三夜没合眼，守着电话协调物资。”周恩来接着说，“这些，组织上都记得。”

华国锋想说什么，周恩来抬手止住了他。

“人老了，会糊涂。”周恩来说，声音不高，“但糊涂犯下的错，也是错。贺龙同志已经去世五年，他的家人等了五年才等到一个清白。”

李仲公低下头，花白的头发稀疏地贴在头皮上。

“不开除党籍。”周恩来最后说，“其他职务全部撤销吧。让他回家养病。”

散会时，李仲公是最后一个站起来的。他动作很慢，扶着椅背才站稳。走到门口时，他回头看了一眼会议室。长桌上散落着文件和茶杯，人们已经陆续离开。

走廊尽头的窗户开着，初春的风吹进来，带着一点凉意。李仲公在窗前站了一会儿，然后慢慢朝楼梯走去。他的背影在空旷的走廊里显得很小，脚步声拖得很长，一下，一下，渐渐听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