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50岁的鲁迅对毛泽东几乎一无所知，他仅仅知道：毛泽东曾在北大图书馆做过管理员，还是李大钊介绍过去的。因为直觉是个小人物，鲁迅对“毛泽东”三个字并没有特别的感觉。
 
报纸上反复出现“朱毛”两个字，有时又写成“毛润之”。“朱”是朱德，这一点鲁迅知道，可“毛”究竟是谁，他一时没想起来。
 
他后来问茅盾，报纸上的毛润之，是不是以前北大图书馆那个管理员？
 
这个问题听起来简单，背后却有一层很有意思的变化。鲁迅第一次听说毛泽东时，对方只是一个在北京谋差事的青年。等到1931年再听到这个名字时，毛泽东已经成了江西战场上让国民党军队不得不认真对待的人物。
 
1918年，鲁迅开始为《新青年》撰稿，也是在这个时期，他认识了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两人的交往，让鲁迅知道了湖南有个叫毛润之的青年，经杨昌济介绍，来到北大图书馆做助理员。
 
那份工作并不显眼，日常事务包括整理书籍、抄写卡片、管理报刊。北京当时聚集着不少来寻找机会的青年，图书馆里的助理员也不止一个。对鲁迅来说，毛润之只是其中一人，实在没有理由留下特别深的印象。
 
鲁迅从1920年起到北大兼课，每周讲授中国小说史，但他并不是天天泡在图书馆里。即便与毛泽东擦肩而过，也很可能只是见过一面，后来便淡忘了。
 
鲁迅对毛泽东的印象停留在这里，毛泽东的人生却已经转向另一条路。
 
他回到湖南后，主编《湘江评论》，参与新民学会活动，后来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又领导秋收起义，走上井冈山。红军力量逐步发展，活动范围也从山区不断扩大。
 
到了1931年，江西苏区已经成为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的目标。7月至9月，蒋介石调集约30万大军发动第三次“围剿”，红军则采取诱敌深入、避实击虚的办法，在莲塘、良村、黄陂、老营盘、方石岭等地连续作战。
 
两个多月里，红军歼灭国民党军3万余人，缴获枪支2万余支。这样的战果，不是靠一场偶然胜利就能解释的，红军的组织、判断和指挥能力，都开始被外界注意。
 
鲁迅虽然不研究军事，但他能看懂报纸上的结果。一个过去只在北大图书馆做助理员的湖南青年，如今竟然和朱德并称，成了红军的重要人物，这种反差自然让他感到意外。
 
问题也就来了，鲁迅为什么会把毛泽东看成一个普通小人物？
 
这不只是因为两人接触不多，也和当时的时代环境有关。1918年的毛泽东还没有形成后来那套政治实践，他没有军队，没有根据地，也没有足以让上海文化界广泛关注的战绩。站在当时的鲁迅面前，他就是一个来自湖南、在北京读书谋职的青年。
 
茅盾向鲁迅介绍了毛泽东的经历，从湖南第一师范，到新民学会，再到《湘江评论》，又讲到秋收起义、井冈山和江西苏区。鲁迅这才把几个分散多年的片段拼在一起，明白这个人并不是突然出现在报纸上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茅盾介绍的并不只是一个会带兵的人。他还提到毛泽东重视调查，长期研究农民问题，能够把文章、组织和实际行动结合起来。
 
不过，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也不能简单归结为某一个人的个人表演。报纸上常把朱德和毛泽东并称，红军作战还依靠许多指挥员和基层力量。鲁迅当时得到的信息也很有限，他看到的是战果和名字，并不可能完整掌握苏区内部情况。
 
这点很重要。鲁迅当时不是亲眼见证者，也没有去过江西苏区，他对毛泽东的认识，主要来自报纸以及茅盾、瞿秋白、冯雪峰等人的交往。把这次谈话说成他全面了解毛泽东的开始，未免说得太满。更准确地说，这是他从陌生、疑惑转向持续关注的一个节点。
 
那一年，鲁迅自己的处境也不轻松。
 
2月，柔石、殷夫、胡也频等左联五烈士被秘密杀害。鲁迅一度到花园庄避难，直到3月才回到寓所。4月，他和茅盾等人编印《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并写下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
 
在这样的背景下，南方传来的红军消息，对鲁迅来说并不只是军事新闻。它意味着在国民党高压统治之外，正在出现一股新的政治力量，而且这股力量已经能够在农村组织队伍、发动群众、抵抗围剿。
 
李大钊在这件事里，也留下了一个特别的连接点。他当年只是介绍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工作，后来却在1927年被张作霖杀害。李大钊没有看到毛泽东后来在江西的发展，但他曾接触、帮助过许多青年，其中就包括这个当时并不起眼的湖南人。
 
从图书馆到战场，从抄写卡片到指挥红军，变化并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只是对于鲁迅来说，报纸上的几行字，让一个旧名字突然有了新的分量。
 
1935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鲁迅曾致信中共中央表示祝贺，说在共产党人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这份态度，当然不能全部追溯到1931年那次询问，但那次询问确实打开了一个入口。
 
鲁迅认出的，不只是毛泽东这个人，也是一个时代正在改变的方向。过去他以为那只是北大图书馆里一个普通的湖南青年，后来才发现，对方已经走出了书架之间，走进了中国革命的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