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秋，毛泽东在武汉东湖梅岭一号重读《清史稿·曾国藩传》，至“国藩以礼部侍郎丁忧在籍，奉旨帮办团练”句，在页眉批：“丁忧者何以掌兵？因朝廷已无兵可遣。咸丰二年，太平军入湖南，提督余万清拥兵五千，闻警弃城而走；三年破武昌，湖广总督常大淳自尽，八旗驻防全无战力。”他翻检《清宣宗实录》与《曾文正公年谱》，查得咸丰三年清廷调察哈尔蒙古马队三千赴鄂，行至保定，“士卒噪饥，夺民食，溃散过半”。

墨迹未干，窗外传来一阵汽车引擎声。他放下笔，知道是地方负责同志到了。他没有立刻起身，而是把批注本推到一旁，从另一摞文件中抽出一份刚送到的报告。报告说的是一个山区公社的事：县里调拨的救灾粮迟迟不到，几个大队干部自己凑钱，从邻省买回了一批玉米种子。

秘书进来提醒。毛泽东摆摆手，示意再等几分钟。他翻回批注的那一页，目光停在“自筹粮械”四个字上。

“我们今天要谈抗旱，”他走进会议室，开门见山，“但先讲一个历史问题：朝廷的渠坏了，田边的老百姓怎么办？”

在场的人有些疑惑。毛泽东没有解释，直接读了刚才的批注：“八旗绿营非败于太平军之强，而溃于自身朽坏。”

他放下本子，看向负责水利的同志：“你们报上来的规划，还是等省里的拨款、等部里的设备、等专家组的方案。如果都等不到，下面的田是不是就不救了？”

那位同志连忙解释，资金和物资缺口确实很大，程序必须走。

“程序走完了，苗也旱死了。”毛泽东点了点那份公社报告，“这个公社，没等。他们像曾国藩的乡勇，自己凑钱，自己去买种子。这不是无组织无纪律，这是上面的水管子不出水，底下的桶就得自己去找井。”

他转向另一位负责人：“你管工业。我们有些厂子，机器是旧的，制度是照搬的，就像晚清的绿营，看起来架子还在，实际上拉不动了。怎么办？是等着它彻底锈掉，还是允许车间里的老师傅，自己搞点小改进，哪怕先让齿轮转起来？”

会议的方向转了。不再是单纯汇报困难，而是开始列举哪些环节可以不再空等：某个农机厂技工自制的零件，如何让趴窝的拖拉机重新下地；某个生产队悄悄互换的粮种，如何让亩产多了十几斤。

毛泽东听着，偶尔记两笔。等大家说得差不多了，他重新翻开那个批注本，念了最后一段：“历史是治理体系的压力测试现场。”

他合上本子，说：“测试的结果，往往不在紫禁城的奏折里，而在保定溃散的蒙古马队脚下，在湖南乡勇自己打造的刀矛上。我们今天的‘压力测试’，考场在每一个公社的旱田边，在每一个转不动的车间里。试卷题目是一样的：旧的机器不转了，新的轮子能不能造出来？”

散会后，秘书整理记录，发现主席在会议提纲的背面，又添了一行小字：“允许底下造轮子，轮子才能顶着车子走。禁止造轮子，车子就停在半路了。”

那份关于公社自购种子的报告，他没有批示“通报批评”，也没有要求“查明资金来源”，只让人复印了几份，转给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参阅。

几天后，一批关于鼓励群众性技术革新和生产自救的讨论稿，开始在一些内部会议上流传。稿子里没有出现曾国藩的名字，但核心的意思，和梅岭一号书桌上的那些批注，隐隐连着同一条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