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北京301医院，陈士渠将军过82岁生日，战友们前来贺喜，坐轮椅的是钟期光，穿毛衣的是伍修权，旁边的是杨得志，合影留念，永恒的回忆！


1991年5月22日，钟期光在北京病逝。
往前推38天，正是陈士榘82岁生日。
那次生日留下的合影里，钟期光已经坐上轮椅，陈士榘在旁，伍修权、杨得志也来到现场。

几十年前，他们分别待过旅部、团部、野战军机关、总参系统；1991年，一张寿照把这些经历压到了同一个房间里。

陈士榘与杨得志的交集，最早可以落到1937年的八路军115师343旅。
陈士榘任旅参谋长，杨得志任685团团长。平型关战斗以后，343旅继续在晋东作战。11月广阳伏击战中，陈士榘和副旅长李天佑率686团部分兵力进入广阳以南阵地，旅长陈光与杨得志率685团一部从另一方向出击。

一个在旅级机关参与组织作战，一个直接带团执行任务。

这段共同经历很快被新的战场切开。1938年以后，杨得志转向冀鲁豫，后来长期在华北方向作战；陈士榘1939年任晋西支队司令员，1940年进入山东，任115师参谋长。

抗战胜利后，两人的任职区域继续分开。到解放战争时期，陈士榘进入华东战场，杨得志则在华北部队任职。

钟期光进入陈士榘的工作圈，是另一段历史。抗战胜利后，陈士榘任华东野战军参谋长；1947年起，钟期光任华东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

司令部负责作战组织和兵力调动，政治工作系统承担动员、兵员补充、俘虏改造等任务。
1948年8月，钟期光起草《攻济打援的政治工作指示》，提出“随俘、随补、随打”的扩军办法。济南、淮海等连续大战展开时，两人的岗位不同，却同时服务于同一支野战军持续作战。

淮海战役第二阶段，陈士榘率华东野战军部队配合中原野战军围攻黄维兵团。
战后，一根刻有“万里长征”字样的拐杖到了钟期光手中。淮海战役纪念馆后来收藏的实物长94厘米。它没有随着战役结束消失，而是被钟期光长期保存、使用。

1972年，钟期光患脑血栓，因未能及时治疗而瘫痪，此后出行主要依靠轮椅。拐杖已无法解决行走问题，却仍留在身边。陈士榘之子陈人康后来回忆，父亲一次过生日时，钟期光坐着轮椅前来看望，身上还挂着这根拐杖。

到1991年，轮椅记录的是钟期光晚年的身体变化，拐杖则已经陪了他几十年。

伍修权与陈士榘并没有343旅、华东野战军那样的长期共同任职经历。1975年，伍修权重返军队，任副总参谋长，分管情报和外事工作；1980年，杨得志出任总参谋长。1987年中共十三大后，伍修权、杨得志同时成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

几个人早年的战场和岗位并不重合，晚年的工作、生活范围却逐渐集中到北京。

四人也从未长期同属一个固定番号。1937年的343旅连接陈士榘与杨得志，1947年后的华东野战军机关连接陈士榘与钟期光，1987年的中顾委又把伍修权与杨得志列进同一届常委名单。

1991年的生日探望，三段形成于不同年代的关系才在同一张合影中相遇。

随后几年，人开始一个接一个离开。钟期光在这次生日后38天病逝。杨得志于1994年10月25日在北京病逝。1995年4月，陈士榘度过86岁生日，7月22日病逝。伍修权于1997年11月9日在北京去世。

那张1991年的合影，留在了四个人晚年生命的最后几年之间。

2020年11月8日，钟期光的孙子钟以山把那根拐杖捐给淮海战役纪念馆。展柜里的木杖长94厘米，杖身还能看到“万里长征”几个字。

1937年的旅参谋长和团长，1940年代的参谋长和政治部副主任，都已经离开多年。
那根在钟期光身边保存数十年的木杖，从家中走进了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