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彭德怀病重，侄女彭梅魁找到浦安修，低声请求说：“写封信，求周恩来总理帮忙送伯伯住院！”浦安修听后，只说了一句话。

那句话轻飘飘的，却像一块石头砸在彭梅魁的心上：“我和他早就没关系了，这事我管不了。”

彭梅魁在门口站了几秒，没再开口，转身走了。浦安修听着脚步声远去，手里攥着的报纸边角被捏得发皱。她走到桌边坐下，倒了杯水，水洒出来一点，她也没擦。

屋里很安静。她想起几天前学校里的谈话，内容无非还是那些。她以为自己已经习惯了。

第二天下午，她在图书馆整理材料，听见两个年轻教员在走廊拐角低声说话，提到“西南”、“三线”。她手里的目录卡片掉在地上，弯腰去捡，手指有点抖。

晚上回到家，她拉开抽屉最里面，有个旧铁盒。打开，里面是几张合影，边角都磨白了。她拿起最上面那张，看了很久，又放了回去，铁盒关上的声音很轻。

第三天，彭梅魁又来了，没提写信的事，只说伯伯便血很厉害，人瘦得脱了形。浦安修听着，把刚买的白菜放在桌上，一颗一颗掰着老叶子。

“医院说没床位，”彭梅魁声音干巴巴的，“得有条子。”

浦安修掰叶子的手停住。“我写不了。”她说，声音比上次更平。

彭梅魁点点头，从怀里掏出个小布包，放在桌上。“这是他以前用的钢笔，坏了，我修不好。您……留着吧。”

布包摊在桌上，露出一截暗绿色的笔杆。

浦安修没碰它。“拿回去。”

“他身边没多少旧东西了。”彭梅魁说完这句，转身就走，步子很快。

门关上了。浦安修盯着那截笔杆，过了半晌，伸手拿过来。笔帽有点松，她拧了拧，没拧动。笔尖已经秃了，刻着模糊的“人民”二字。

她站起来，走到窗边。外面天阴着，要下雨的样子。她站了很久，然后回到书桌前，抽出信纸。

笔尖在纸上悬了很久，墨水聚成一点，快要滴下来。她写下“总理同志”，又划掉了。换了一张纸，重新写。

信很短，只有几行。写完后，她折好，没装信封，拉开抽屉想把信放进去，手在半空停住，又把信拿出来，对折两次，塞进了外套口袋。

第二天，她请了半天假，坐车到中南海附近。她在传达室外面站了十几分钟，看着进出的人。最后她走到岗亭边，对工作人员说：“同志，麻烦转交一封信。”

“给哪个部门？”

她顿了顿。“给总理办公室。”

“署名呢？”

“不用署名。”她把信递过去，手指碰到对方手套时缩了一下。

信交出去了。她沿着长安街走，走得很慢。路过一个报栏，上面贴着大字标语。她看了一眼，没停步。

一周后，彭梅魁突然来找她，眼睛有点红，但亮着。“伯伯住院了。”她说，“谢谢您。”

浦安修正在批改作业，红墨水笔在纸上点了一下。“不是我。”她说。

彭梅魁没再说话，站了一会儿，从包里拿出两个苹果，放在桌上。“他让我带给您的。”说完就走了。

苹果很红，其中一个有块疤。浦安修拿起带疤的那个，握在手里，握了很久。窗外传来学生下课的笑闹声，她松开手，苹果轻轻滚到桌角。

她拉开抽屉，把苹果和那支旧钢笔并排放在铁盒旁边。然后她合上抽屉，继续改作业。红笔划过纸面，沙沙的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