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晚年回忆说，遵义会议上有两个人反对毛主席，一个是凯丰，他反对最坚决，态度最明确，另一个就是总负责博古。

1935年1月，中央红军进入黔北，摆在面前的已经不是一场普通战役怎么打的问题，而是今后的路究竟应该怎样走。几个月连续转战，特别是湘江战役造成严重损失以后，原有军事指挥方式是否还适合红军实际情况，成了必须正面回答的问题。

时间要从1934年10月说起。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一路突破封锁线，到了11月底至12月初的湘江战役，部队遭受重大损失。此后，中共中央连续召开会议研究行动方向。1934年12月18日的黎平会议已经对原来的行军计划作出调整，为随后进入贵州创造了条件。

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攻占遵义。1月15日至17日，后来被称为遵义会议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举行，讨论重点始终围绕军事指挥和中央领导工作展开。作为当时中央主要负责人，他谈到了作战失利问题，也作了一定程度的检查，但更多强调敌我力量、客观环境等方面的原因。与会不少同志认为，仅仅从这些方面解释，仍不足以说明此前军事行动中暴露出来的问题。

周恩来随后作副报告。他没有回避军事指挥中的责任，对作战中的失误进行了检讨。会议的讨论由此逐渐从分析外部条件，转向研究红军自身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作战原则。

毛泽东的发言成为会议讨论中的重要一环。他结合此前几次反“围剿”以及长征以来的实际战例，分析红军在敌强我弱情况下应该如何保存力量、调动敌人和集中优势兵力，强调军事行动不能机械套用固定模式，而应当依据敌情、地形和部队实际情况灵活处置。

这种分析之所以能够得到越来越多与会者赞同，关键并不在于理论争论本身，而在于此前战场已经提供了清楚的经验。红军过去依靠灵活机动的作战方式，多次在不利条件下争取主动；第五次反“围剿”后期以及长征初期的一些做法，则没有充分发挥这种优势。

王稼祥明确赞同毛泽东、张闻天等人的意见。朱德、刘少奇、陈云、李富春、聂荣臻、彭德怀等与会同志，也从不同角度表示支持。随着讨论深入，会议中的多数意见逐渐集中起来，原来在军事指挥问题上的分歧，也越来越清楚地摆在了桌面上。

这里就涉及凯丰。

凯丰本名何克全，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在遵义会议讨论中，他对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人的意见持不同态度。后来留下的多份回忆材料，都说明凯丰当时维护原有观点比较坚决，因此给参加会议的同志留下了很深印象。

陈云留下的文字记录尤其值得重视。遵义会议结束不久，他在长征途中撰写了《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从现有研究看，这份提纲大体形成于1935年二三月间，也就是说，距离会议召开只有很短时间，并非几十年之后单凭记忆重新整理出来的材料。

在这份提纲中，陈云记录了会议讨论的基本格局：周恩来和其他多数同志赞同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等人的意见；博古对自身问题的认识还不够彻底；凯丰则明确不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提出的意见。这段记载成为研究遵义会议内部讨论的重要依据。

几十年以后，陈云谈起遵义会议时，对这一点仍然记得很清楚。他特别提到，当时持反对意见的人中，凯丰态度最明确，而博古由于此前负中央总的责任，对会议中的批评也有自己的看法。晚年的回忆与1935年留下的传达提纲，在基本事实上能够对应起来。

不过，真实的会议过程并不是后来一些文学化文章描写的那样，靠几句针锋相对的对白就突然改变局面。有关凯丰现场追问《孙子兵法》的故事，后来确有相关回忆材料涉及，但具体措辞和现场细节并不存在完整的会议逐字记录，因此不能把后来的叙述直接写成当时逐字发生的场景。

同样需要澄清的，还有王稼祥和军事指挥机构的时间问题。王稼祥此前受过重伤，长征途中身体状况确实不好，但他参加了遵义会议，并明确支持毛泽东的军事主张。把他写成某一时刻突然被“抬进会场”，然后一句话立即扭转全场，并没有足够材料证明这种戏剧化过程。

遵义会议最后作出的决定也有明确次序。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起草会议决议，同时取消此前负责最高军事指挥的“三人团”，仍由朱德、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周恩来承担军事指挥中下最后决心的责任。

陈云多年以后仍然能够清楚记住凯丰、博古在会议上的态度，原因也正在这里。那不是一次没有争论的会议。恰恰因为存在不同意见，与会者才需要把过去几个月的得失重新摊开，把事实摆出来，把军事路线和实际战场一项项对照。

最终形成多数意见的过程，并不靠戏剧化场面，也无需虚构谁拍桌子、谁脸色突变、谁一句话让全场沉默。

所以，理解陈云晚年的这段回忆，不能只盯着“谁反对谁”几个字。更重要的是看到，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通过充分讨论统一了认识，并在此后两个月中不断完善中央领导和军事指挥安排。正是在这一连续过程中，红军的战略指挥逐步出现了具有深远影响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