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后，博古把权力交给了张闻天，这个交权的过程表面上很简单，但实际上却很复杂，是什么原因呢？
 
这件事要从遵义会议说起。会议之后，博古不再承担原来的领导责任，张闻天接手中央工作。但“谁来负责”与“这次调整是否得到外部认可”，当时并不是一回事。
 
不少说法把博古描述成不愿交权，实际情况并没那么简单。中央苏区失守，长征初期又经历湘江战役，红军遭受重大损失。博古作为当时的主要负责人，心里背着沉重压力，有回忆称，他曾因愧疚想过自杀谢罪，后来被聂荣臻劝阻。
 
所以，遵义会议提出调整时，博古虽然难免失落，却并非一味抵触。对他来说，放下责任也意味着卸下一副沉重担子。权力交接没有出现公开争夺，倒是有一幕很具体，也很容易让人记住。
 
两只铁皮箱由博古的警卫员康念祥挑着，送到张闻天警卫员那里。箱子里有中共中央的印章、重要文件，还有一些金条和经费。康念祥后来回忆，交接时只简单说了哪些是文件、哪些是金条、哪些是印鉴，接收方看过重要物件，点头确认，就算办完了，既没有逐件清点，也没有书面清单。
 
放在今天看，这样的交接似乎太随意了。可当时队伍正在长征途中，条件有限，物资和文件都得随身携带，程序自然不可能像固定机关里那样周全。真正关键的不是箱子里有没有一张清单，而是这次领导调整能否在组织关系上得到确认。
 
这里还得看遵义会议调整了什么。变化并不只在博古和张闻天之间，军事指挥也作了安排，周恩来继续承担军事指挥责任，毛泽东进入重要领导位置并参与军事决策。也就是说，会议要解决的是一整套领导分工问题，不只是把印章从一个人手里交到另一个人手里。
 
当时中共与共产国际保持组织联系，重大情况需要向共产国际报告。博古交出了实际掌握的文件和印章，并不意味着所有程序都已经走完。中央于是派陈云和潘汉年分头前往苏联，汇报遵义会议后的调整。
 
那段路并不好走。没有飞机可以搭乘，他们只能走水路、陆路，还要设法避开国民党搜查。等两人抵达苏联，时间已经到了1935年9月。两只箱子早已完成交接，组织上的消息却经过漫长奔波，才传到共产国际那里。
 
王明听说后颇为震惊，不过在得知博古把权力交给张闻天后，表示可以接受。张闻天与王明有同学经历，两人也都属于留苏背景。到这一步，博古与张闻天之间的交接才不仅是实际操作上的完成，也获得了共产国际方面的认可。
 
那么，为什么这场交接会留下“简单”和“复杂”两种印象？简单，是因为眼前的手续不繁琐，两只铁皮箱、几句说明，就把重要物件交了过去。复杂，是因为箱子代表的是中共中央的文件、印章和经费，后面还连着领导分工、组织程序，以及当时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不过，得到认可并不意味着所有分歧都随之消失。1935年，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围绕北上还是南下等路线问题，中央与张国焘之间仍出现严重分歧。这个后续变化说明，一次人事交接可以结束旧的分工，却不能自动解决所有路线和指挥争议。
 
博古交出铁皮箱时，没有隆重仪式，也没有一件件清点。他放下的是手边的印章和文件，张闻天接过的是新的责任，而真正让这场交接走完全部程序的，还包括长途跋涉送出的消息，以及后来得到的组织确认。看懂这一点，就能明白，为什么一次看似平静的移交，背后仍有不短的一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