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现任共和党副总统为何会公开警告自家阵营，说再不修正经济失误，年轻人就会把社会主义者送进白宫？这句判断的背后，其实是美国民主社会主义组织DSA近年来在深蓝城市连战连捷的现实。

要理解万斯为何如此紧张，就必须先看清这场从纽约初选一路蔓延到全国的左翼运动，究竟在信仰什么、组织什么、又准备夺取什么。

在讨论民主党建制派为何被一群纽约社会主义者打得节节败退时，马姆达尼的胜利已经被反复提及，他的竞选模式也开始在美国其他深蓝大城市被复制。

此前的分析已经解释过，为什么美国的两党制和初选机制会鼓励民主社会主义者从民主党内部夺取权力，而不是建立一个几乎注定失败的第三党参加竞选。

沿着这个问题继续往前走，就会发现，马姆达尼虽然是美国民主社会主义组织DSA最成功的政治人物，却不能完全控制DSA。DSA也不是一直围绕马姆达尼个人建立的竞选队伍，而是一个拥有独立纲领、组织网络和长期目标的社会主义运动。

因此，首先需要认真看看这群美国社会主义者究竟相信什么：他们是想改革资本主义，建立北欧式福利国家，还是最终取代资本主义秩序。

在此基础之上，才能回答这个更大的问题——美国社会主义者会不会像2016年特朗普接管了共和党建制派一样，逐步接管整个美国民主党。

有一种流传较广的说法认为，这个组织既然叫美国民主社会主义，那么它追求的无非是北欧式的社会民主主义，只是想提高税收、扩大福利、建立全民医保，与传统社会主义没有多少关系。

还有一些人仅仅因为中文里出现"民主"二字，就坚持不把DSA当作社会主义组织。这种理解相当幼稚，因为它依赖的是名字，却拒绝阅读组织纲领。

一个政党或政治组织是否属于社会主义，不能通过它在中文里的名字判断，更不能把民主社会主义擅自改写成社会民主主义。这两个概念在历史上存在亲缘关系，如今却指向不同的政治目标。

社会民主主义一般接受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主张通过累进税、工会、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矫正市场造成的不平等。

民主社会主义则仍以克服资本主义、改变生产资料所有权为长期目标，只不过拒绝列宁主义的先锋党和一党专政，希望通过选举、工会和群众组织完成这一转型。"民主"描述的是它设想的政治道路，"社会主义"描述的才是它希望建立的经济秩序。

要判断美国DSA究竟激进到什么程度，最可靠的材料是阅读它2016年发布的新纲领《工人理应得到更多》。这份纲领呈现出来的计划已经明显超出传统福利国家的范围。

它要求消灭资本主义，把最大型企业和关键产业收归公共所有，取消全部债务，提供免费住宿、免费大学、全民公共医疗，取消学生贷款，实行待遇全额工资和福利的每周32小时工作制，国家保证全部就业，并对投资型住房实行严格限制和普遍租金管制。

它还主张废除警察、废除监狱、废除移民执法机构ICE、开放边境、关闭美国全部海外军事基地，并解除对古巴、委内瑞拉和伊朗的制裁。这份文件对住房问题的表述，尤其能够说明DSA与普通左翼之间的区别。

普通左翼会主张建设更多保障房、补贴低收入租户，或者用租金管制保护现有居民。而DSA住房委员会提出的长期目标则是终结住房的商品化。

新纲领几乎不讨论私人住宅所有权，而是设想由公共部门普遍提供住房，使个人不再支付房贷，不再面对房东。普遍租金管制因此不仅是降低当前租金的应急政策，也可以逐步压缩私人出租住房的利润，为扩大公共所有创造条件。

纽约DSA联合主席古斯塔沃·瓜尔迪略甚至公开表示，如果政府经营的杂货店压低价格，导致小区小商店倒闭，那么这些商家本来就不应该继续经营。这种说法显示，部分DSA领导人对私人企业的怀疑并不限于大型垄断资本，同样可能延伸到小型商业。

在宪政方面，DSA要求取消现有总统制和最高法院，让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改由国会产生并从属于国会。支持者可能将此理解为削弱缺乏民主问责的最高法院，建立更接近议会制的民主制度。

批评者则会指出，在美国宪政结构中，总统、国会和最高法院是相互制衡的，正是为了防止暂时多数垄断国家权力。俄乌战争爆发后，DSA曾把俄罗斯的侵略部分归因于北约和西方的帝国主义扩张。

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之后，DSA首先表达对哈马斯的声援，并把暴力的根源归结为以色列的长期统治。委内瑞拉政府镇压反对派时，部分DSA成员仍然访问并赞扬马杜罗政权。

这套外交观遵循一种典型的第三世界主义逻辑：美国和美国的盟友占据帝国主义阵营，反对美国的政权则被纳入反帝抵抗联盟。一个政权如何对待本国人民，往往要让位于这个政权在国际体系中是否挑战美国霸权。

既然美利坚合众国在绝大多数中国人心中仍然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典型代表，那么就必须回答一个可能让人内心产生困惑的问题：社会主义这一套在美国长期遭到污名化的意识形态，为什么今天会重新成为美国年轻人的光荣身份。

在他们的世界观中，美国很少被理解成一个虽有罪恶但具有修正能力的现代共和国，而是一个建立在奴隶制、原住民土地掠夺、资本剥削和海外帝国主义之上的国家。

西方文明也很少作为包含自由主义、宪政、科学革命和人权传统的复杂遗产出现，而更常被压缩为殖民主义的历史主体。"白人"在这里已经超出肤色和族裔意义，成为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父权制和全球霸权的总代号。

社会主义越被上一代视为危险，越能证明今天美国年轻人已经同他们认为失败的旧世界决裂。这里存在一种典型的代际心理：旧秩序最害怕的标签，往往最容易成为反叛者的荣誉徽章。

上一代美国父母说社会主义违背美国传统，年轻激进派听到的是"他没有被美国传统腐化"；上一代人说这些主张不现实，激进派把"现实主义"理解为既得利益者要求受害者接受现状的说辞。污名转化成了一种反建制资本。

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为美国年轻人提供了一种宏大的道德想象。传统美国梦把尊严寄托在稳定职业、购买住房、组建家庭和抚养下一代之上，这条路不但越来越昂贵，也越来越缺乏文化吸引力。

激进政治提供了另一种"高贵"的生活：一个人可以加入一场解放一个群体、解放全人类的斗争，通过反抗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获得意义。对于在精英竞争中感到失落的人来说，成为一个"批判制度的人"，有时候比承认自己暂时没有赢得竞争更容易维持自尊。

政治由此承担了一部分过去属于宗教的功能——它提供了原罪、受难者、异端、救赎和末日图景，告诉参与者世界为什么堕落，也承诺一种彻底摆脱债务、摆脱剥削、摆脱边界、摆脱警察、摆脱房东、摆脱战争的新秩序。

这套道德结构给来自移民家庭和全球南方的年轻知识分子提供了特殊位置。他们未必拥有父母一代的宗教知识和文化实践，却可以把祖籍转化为政治资源。

相较于在漫长的职业道路上成为医生、律师或者大学教授，成为反殖民主义的发言人能够更快地让他们获得公共认可。马姆达尼便是一个典型例证。

大学和媒体尤其愿意倾听一个能够以个人身份讲述全球压迫结构的人。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些并非穆斯林的美国年轻人同样会被吸引。

第三世界主义已经把穆斯林塑造成了当代全球秩序中最典型的抵抗主体，部分白人学生、拉美裔学生、南亚裔非穆斯林学生和年轻犹太人，都可以通过认同巴勒斯坦事业进入这套道德共同体。

甚至皈依伊斯兰教有时也可以和政治激进化结合，宗教皈依由此带有加入全球抵抗阵营的意味。这就是之前多次分析过的"红绿联盟"。

把上述所有要素结合起来，就可以看到社会主义在美国复兴的完整机制：过去的历史污名赋予它反叛魅力；伊拉克战争、金融危机、学生债务和住房危机为它提供现实不满；少数知识分子把这些不满翻译成资本主义、殖民主义与白人霸权的总体解释；

大学再把理论同身份社群和职业网络连接起来；社交媒体最终把校园语言传播成大众政治。因此，社会主义在美国重新获得光荣，靠的不是人们重新阅读马克思，也不只是资本主义表现不佳。

它成功地向一代感到受骗、失根和缺乏未来的年轻人提供了一种完整的解释：你遭受的挫折来自一个不公正的制度，一切都是制度性不公；你可以和全世界受压迫者站在同一边；

你拒绝美国传统并不意味着失去归属，因为你已经加入了一场范围更大、道德地位更高的全球斗争。对于民主党建制派而言，真正困难的地方就在这里——它面对的已经不只是一组更激进的政策，而是一套能够解释世界、分配罪责并且许诺救赎的政治信仰。

接下来回到核心问题：美国社会主义者会不会像特朗普接管共和党一样逐步接管民主党？特朗普对共和党的接管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他重写了共和党的核心议题；他改变了共和党选民判断候选人的标准；他迫使原有共和党政治人物向他效忠；

他让反对他的建制派逐渐失去提名和连任的机会。因此，讨论DSA能否接管民主党，就要按照相同的标准判断：社会主义者能否改变民主党的政策议程、道德语言、候选人选拔机制和权力结构。

目前的判断是，美国社会主义者已经具备局部接管民主党的条件，也正在改变整个政党的发展方向，但暂时还没有复制特朗普全面接管的能力。

未来几年最可能出现的局面是：民主党在经济政策、对以色列政策和对建制派态度上明显"马姆达尼化"，同时继续由多个左翼派别、中间派和地方机器共同竞争。要理解这个判断，需要分几个层次来看。

第一，特朗普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拥有相似的制度入口。美国两党制的政治结构提供了一条特殊路径。

如果一个激进派想要另组政党，就会面对多重障碍，包括选票准入、筹款、媒体曝光和赢家通吃的选举制度。最有效的方法是"借壳上市"——进入现有政党，利用初选击败建制派，然后再继承民主党或共和党的选票基础。

哈灵顿在1980年创立DSA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早期美国社会党曾作为第三党同时挑战民主党和共和党，最终长期处于边缘地位。

DSA选择进入民主党初选，支持以社会主义者身份参选、但在选票上使用民主党标签的候选人，无需建设一个完整的全国性政党，就能借用民主党的基础设施、选民登记、媒体关注和安全选区。特朗普在2016年就采取了这种策略。

他没有组建"特朗普党"，而是进入了共和党总统初选，利用共和党选民对建制派的不满击败了十几个传统候选人，获得总统提名之后就继承了共和党的全国选举机器。DSA目前也在运用同一种制度逻辑，只是战场主要位于纽约等深蓝地区的国会和地方初选。

在这些选区中，真正决定胜负的不是大选，而是投票率较低的民主党初选。一个组织严密、热情很高的少数派，可以通过敲门、电话动员和小额捐款，击败知名度更高、组织松散的建制派候选人。

茶党在2010年代初期，正是利用共和党初选完成了对共和党内权力结构的改造。2014年，原本有望成为众议院议长的共和党建制派领袖埃里克·坎托，意外败给了一名反移民的右翼挑战者。

这场失败在2014年就提前预示了特朗普主义的到来。纽约民主党内接连出现社会主义者的胜利，也具有类似的预警意义。

它告诉所有在任议员，党内真正危险的对手可能来自你的左边而不是右边。第二，民主党建制派正在失去维持秩序的能力。

特朗普能够接管共和党，除了自身的政治能力，也因为共和党早已成为一个内部空洞的政党。党内精英支持自由贸易、削减福利和海外干预，基层选民却越来越关心移民、制造业衰退和文化冲突。

共和党建制派拥有组织和捐款，但失去了能够激发选民的政治语言，特朗普恰好填补了这个真空。今天的民主党也出现了类似问题。

它仍然拥有庞大的筹款网络、工会支持、少数族裔组织和城市政治机器，但越来越难以解释自己在代表什么。党内领导人继续捍卫民主制度、多元主义和专业治理，而年轻选民关心的是房租、学生贷款、医疗费用、加沙战争，以及对亿万富翁的不满。

无论人们在何种程度上认可这套论证，它在叙事上是高度统一的，像当年的特朗普主义一样，拥有明确的敌人和目标。

DSA的人数仍然很少，但它拥有比民主党建制派更强烈的组织意志：它的成员愿意参加漫长会议，愿意进行大量敲门动员，审查候选人的政策立场，并在初选中集中资源。建制派选民往往只有在总统大选的时候才会积极参与。

政治中的组织强度可以弥补人口规模，一小群把选举视为历史斗争的人，经常能够战胜人数更多、却把选举视为日常行政选择的人。当一个政党缺少公认领袖、统一纲领和稳定选民联盟的时候，更有组织、更有信念的派别就有机会重新定义这个政党。

共和党建制派比民主党建制派更早崩溃，民主党只是多维持了几年。第二个相似点是，两人都很懂得新媒体的政治规律。

特朗普通过电视、推特和持续制造争议，绕过了共和党建制媒体；马姆达尼利用抖音短视频、幽默表达和高度视觉化的竞选活动，把租金、公交、生活成本包装成容易传播的政治故事。他们都能把反对者的攻击转化为证明自身反建制身份的材料。

第三个相似点是，两人都能够在意识形态核心与普通选民之间建立联系。

特朗普的核心支持者接受更完整的民族主义和反移民议程，外围选民可能只希望降低税收、控制边境或者表达对华盛顿的不满；马姆达尼的核心活动家可能接受反资本主义和第三世界主义，甚至一些列宁主义，外围选民则更主要关心租金、公交、托儿费用和纽约生活成本。

一个成功的民粹政治人物，需要让核心支持者感到他不会背叛运动，也要让普通选民觉得他的政策与日常生活直接相关。社会主义者最可能通过什么方式改变民主党？

答案是"通过议题接管"。一个派别在取得人员多数之前，往往已经完成了议题接管。

今天共和党内仍然存在许多非MAGA出身的议员，但他们已经开始采用MAGA议题，采用特朗普关于移民、贸易、对外援助和文化战争的语言。政治人物可以保留原有身份，同时接受新运动规定的议题边界。

民主党内此时此刻正在发生类似变化，最明显的领域是对以色列政策。最后是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谁可能完成全国层面的左翼接管？

马姆达尼无法竞选总统，因此全国性接管需要另外一位政治人物。当前最明显的人选是科尔特斯。

AOC拥有全国知名度、小额捐款网络、社交媒体影响力和明确的左翼身份，也能够把经济民粹主义、外交政策和反建制语言结合起来。

如果她或另一位具有类似特征的候选人赢得民主党总统提名，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就可能跨越从"地方叛乱"到"全国领导权"的关键门槛。

2028年因此提供了一个特殊机会：民主党内目前缺乏公认继承人，传统领导层老化，2024年以后建立的新权力中心仍然不稳定，建制派候选人可能彼此分散选票，左翼候选人拥有更集中、更热情的基层支持。

特朗普在2016年的胜利也利用了类似结构——建制派阵营候选人众多，反建制选票就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然而，民主党的选民联盟比共和党更加复杂，它同时包含大城市进步青年、非裔选民、拉美裔工薪阶层、郊区专业人士、工会成员、温和派和高学历自由派。

万斯的调门也和特朗普并不同步：特朗普想把中期选举打成围剿共产主义的动员战，主打"敌人在外"，万斯却把镜头对准资本主义自身的失灵，潜台词是"我们内部也病了"。

在人工智能问题上，他相对乐观地引用工业革命类比，但真正警惕的是财富分配——如果AI做大的蛋糕被极少数人独吞，工业时代"强盗大亨"催生极端主义的历史就会重演，因此必须让工人在这个系统里重新握有话语权，收紧移民也是为了抬高本土劳动者的议价能力。

眼下账面数据看似漂亮，6月CPI环比下跌0.4%，创下2020年4月以来最大单月跌幅，但功劳主要在能源价格临时松口，住房同比仍高达3.3%，机票一年暴涨26.5%，通胀放缓可能只是短暂喘息。

通胀是周期性的，一涨一跌就能改写数字；而四十年掏空实体、削弱工人议价能力积累下来的结构病，是慢性病，急不得也快不了。

曼达尼当选纽约市长，还有社会主义者被看好在今秋拿下国会席位、竞选密歇根州联邦参议员，"社会主义总统"在不少人眼里已经从段子变成可以推演的路线图。

当一代人普遍觉得这辈子只能当租客，砸掉旧秩序就成了最有诱惑力的口号，而修补这个巨型窟窿的窗口，正在一点点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