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0月12日，他在自己单位办公室里的《求是》杂志封面上写下“共产主义必将胜利”后，跳楼身亡，用自己的死来警告和唤醒那些社会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背离者。

主要信源：（齐鲁晚报——渴望那块土壤,羡慕那种环境）

1992年10月13日，凌晨。

北京大学第四教学楼的值班人员发现五楼教室的窗户大敞着。

一件大衣搭在椅背上，旁边放着一台收音机。

书桌上摊着一本《求是》杂志，封面空白处用圆珠笔写了八个字：

“共产主义必定胜利”。

写这八个字的人，是北大经济学院资料室主任解万英。

几个小时前，他从这扇窗户跳了下去，再也没能回来。

解万英是陕西人，1965年从北大经济系毕业，留校当了老师。

后来在资料室做资料分析，也带研究生。

认识他的人都觉得，这个人老实得有点木讷，心里想什么嘴上就说什么，不会拐弯。

他认死理，认准了的事谁劝都没用。

他这辈子最坚信的一件事，就是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根本。

他写过《理直气壮地反对私有制》这样的文章，对市场经济打心底里排斥。

在他看来，市场和资本主义就是一回事，社会主义绝对不能碰。

可1992年10月12日，中共十四大开幕。

这次大会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收音机里传来的消息，对他来说就像晴天霹雳。

他怎么也想不通，自己信奉了大半辈子的东西，怎么说变就变了。

那天晚上他没有回家。

一个人坐在第四教学楼五楼的教室里，身边放着大衣和收音机。

他在《求是》杂志的封面上写下那八个字，然后推开了窗户。

解万英的同事和学生后来回忆起他，说的都是些生活里的小事。

他特别顾家，出门办事，哪怕只是理个发、买个菜。

家里没人他一定会留张条子，怕家里人惦记。

买白菜是买四百斤还是五百斤，竹帘子该不该拿下来，这些小事他都要操心。

他和老婆、两个儿子一直跟别人合住一套房子，从来没抱怨过。

好不容易分到一间小房子，学校又让他们搬到楼层更高的单元。

老婆不愿意搬，他反过来劝老婆要顾全大局，死前一天还在念叨这件事。

他对孩子也很上心，喜欢给孩子写一些名言警句当赠言，鼓励他们好好学习。

他有个习惯，平时写字喜欢用钢笔或者碳素笔，不太用圆珠笔。

可那天晚上，他偏偏用了圆珠笔来写那八个字。

也许他觉得，圆珠笔写出来的字不容易掉色，能让后来人看得更清楚。

解万英走了以后，社会上有人给他写了挽联和诗，表示悼念。

北大经济学院在悼词里说，他对工作兢兢业业，为教学和科研作出了贡献。

这些评价是真心的，因为他工作确实没得说。

可话说回来，他的死并不能挡住历史的车轮。

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谁都看得见。

计划经济那套东西，在特定年代确实起过作用。

但僵化的体制没法有效配置资源，没法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这是实践已经证明了的。

市场经济带来的活力和物质丰富，让无数中国人摆脱了贫困。

解万英担心的那些问题，发展中确实也存在。

但大家生活水平的整体提高，是计划经济时代根本没法比的。

解万英的悲剧在于，他把计划经济当成了一种信仰，而不是一种工具。

工具不好用了可以换，信仰崩塌了，人就垮了。

他不是不知道计划经济有问题，他是不愿意承认。

当历史的车轮已经碾到跟前，他选择了闭上眼睛，而不是挪动脚步。

我觉得，解万英这个人，让人心情挺复杂的。

一方面，他的认真、他的正直、他对家庭的责任感，都让人觉得这是个好人。

另一方面，他把一种经济模式当成了信仰本身，最后走上了绝路。

这让我想起一句话。

信仰是好事，但信仰的前提是尊重事实。

如果事实已经摆在面前，还要把头埋进沙子里，那信仰就变成了死脑筋。

解万英用最极端的方式为自己的死脑筋画上了句号，但他的故事也提醒活着的人。

时代在变，人也要跟着变。

不变不是忠诚，是僵化。

僵化不仅害自己，也可能害身边的人。

这才是最值得记住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