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青霉素是西方绝不外传的秘密，中国军民伤口溃烂，只能硬扛，关键时刻，汤飞凡在一双旧鞋子上看到了翻盘的契机！

一双发霉的旧皮鞋，静静躺在国药集团中国生物馆的展柜里。

灰绿色霉斑爬满鞋面，看着和垃圾堆里捡来的破烂没两样。

可正是这团绿毛，在1944年撬开了西方死死捂住的技术铁幕。

让中国人第一次用上了自己造的青霉素。

故事的主角叫汤飞凡，一个如今提起来很多人觉得陌生的名字。

但在八十多年前的至暗时刻，他带着一帮穿白大褂的科学家。

在漏雨的屋顶下硬生生从土里刨出了一条生路。

1941年，抗战打到第四个年头，前线每天都有伤兵被抬下来。

手术做了，伤口缝了，然后就是等，等伤口化脓、发黑、高烧把人烧没。

磺胺那时已经快失效，西方刚搞出来的青霉素被列为军事机密。

一根金条换一支，普通士兵根本用不起，太多战士不是死在敌人枪炮下，而是死在伤口感染上。

汤飞凡读到这些消息，牙咬得咯嘣响，这位湖南醴陵人，早年毕业于湘雅医学院。

又赴美国哈佛大学深造，师从著名细菌学家秦瑟，手里攥着一堆让人眼红的录取通知。

却一扭头回了国，问他为什么，他说自己是炎黄子孙，要为自己的国家服务。

1938年，汤飞凡接手从北京一路逃难到昆明的中央防疫处。

说是防疫处，其实就是几间破瓦房，屋顶漏雨，玻璃器皿得自己吹，连电都供不上。

但就在这种条件下，他们每周还在汤飞凡家里搞读书会，啃世界各国的学术期刊。

1941年秋天的一次讨论会上，有人念了《柳叶刀》上一篇青霉素论文。

说这东西杀菌效果神了，几乎没毒性。

汤飞凡一听眼睛亮了，对来访的英国生物化学家李约瑟甩出一句：我有个办法，我们自己干。

李约瑟后来在《自然》杂志上回忆，汤飞凡说这话时眼睛发亮，像憋着一股狠劲。

可拿什么干呢，要菌种没菌种，要设备没设备，西方把技术捂得死死的。

汤飞凡带着团队满昆明转悠，发霉的水果、旧布、皮革，只要长了霉统统带回实验室。

大家像捡破烂一样，从发臭的东西里分离出一株株青霉菌挨个测试，四十多株全失败了。

转机出现在一个普通午后，研究所大扫除。

一个叫卢锦汉的技佐把一双旧皮鞋晒在太阳底下，鞋面上长出一团绿茸茸的霉菌。

汤飞凡路过瞥了一眼，叫人刮下来放进培养皿。

这一刮刮出了个宝贝，这株霉菌产出能力极强，后来成了赫赫有名的汤氏菌株的基础。

菌种有了，难关在后面，国际通用培养基用玉米浆，战时中国哪来的玉米浆。

团队试无数替代品，最后盯上纺织废料棉籽饼，酶化处理后霉菌长得欢，成本降了近三分之二。

没发酵罐用玻璃瓶手工操作二十四小时轮班搅拌。

温度靠煤油灯和木炭炉控制，误差卡在正负两度以内。

纯化用氯仿分层加木炭吸附，再拿酒精析晶。

这套土设备，在1944年9月5日产出五瓶淡黄色青霉素结晶，每瓶五万单位。

两瓶送重庆鉴定，两瓶寄到牛津和威斯康星大学检测。

剩下一瓶珍藏在中国医学科学院抗生素研究所。

英国检测负责人正是当年青霉素提纯核心成员希特利。

结果：合格，中国成为全球第七个掌握青霉素生产技术的国家。

惠滇医院给几位血中毒重症病人试用，高烧两天即退。

到1945年昆明实验室年产三万多瓶，供给远征军还支援盟军。

黑市一支青霉素卖一两黄金，中央防疫处每支只卖一块钱，穷人免费送。

李约瑟来考察时看见没自来水、锅炉漏水的实验室。

在《自然》上写道，尽管缺乏自来水，工厂仍保持高标准洁净。

抗战胜利后汤飞凡把高产菌株低温保存，带回南京又带回北京天坛。

1949年后这批菌株成了华北制药厂等企业的抗生素工业火种。

1955年他分离出沙眼衣原体，为验证致病性将病原体种入自己眼中，红肿四十多天解决难题。

国际学界命名汤氏病毒，叫他衣原体之父。

李约瑟用三个词写他：国家优秀科学公仆、人类朋友、预防医学顽强战士。

可这样一个顽强的人，1958年自缢身亡，拔白旗运动中不堪受辱。

1982年国家追授科学发明奖，1981年国际沙眼防治组织追授金质奖章，他看不到了。

今天花几块钱买盒阿莫西林没人觉得了不起。

但每粒随手能买的抗生素背后，都连着那双长满绿毛的旧皮鞋。

连着那个在漏雨实验室盯着五瓶黄色粉末的湖南人。

1944年9月5日昆明高峣村，中国人用最土的办法撬开了最硬的墙。

那瓶底的淡黄色粉末，是一个国家在至暗时刻用双手刨出来的光。

汤飞凡把瓶子封好，西山的风吹动了桌上写满数据的纸。

一个民族的底气，有时候就是从这样一张被风吹起的纸开始的。

主要信源：（澎湃新闻——回望抗战中的中国医学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