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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博弈,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可以说是生死存亡。 四十四年前,美国也碰到过一个

中美博弈,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可以说是生死存亡。
四十四年前,美国也碰到过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自己想封锁对手,可盟友不愿意跟。1982年,美国为了阻止苏联西伯利亚天然气管道建设,把石油天然气设备禁令扩大到美国企业海外子公司以及使用美国许可证的欧洲企业,结果欧洲盟友强烈抵制。到11月13日,里根宣布解除管道制裁,重新寻求多边协调。 这段历史留下的真正教训,是经济围堵从来不是华盛顿一家宣布就能完成。
把这个镜头放到2026年,就能发现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问题。今天美国想组织针对中国的科技、供应链和安全体系,可与此同时,美国与自己最亲近的盟友之间也在发生激烈贸易冲突。美国从8月22日起对价值276亿加元的部分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随即宣布等额反制。 对中国而言,这种盟友内部的利益裂缝,比单纯研究美国又增加多少张制裁清单更值得重视。
这也是我认为中美博弈已经进入关键时刻的第一个原因。美国真正想建立的,不只是对中国商品加税,而是一套让资本、技术、设备、认证和供应链都更多围绕美国安全战略重新站队的体系。可建立这种体系有一个前提:其他国家愿意承担成本,而眼下这个前提并不稳固。
8月13日,美国又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对进口无人机及其零部件宣布10%到100%的关税,部分大型或者具有热成像能力的无人机税率达到100%。中国商务部指出,中国相关产品大量应用于农业、巡检和影视娱乐等民用场景。 当越来越多普通工业产品被套上“安全”标签,美国实际上是在不断扩大经济安全化的边界。
无人机并不是孤例。8月6日,美国又依据232条款对多晶硅及相关衍生品设置最低进口价格,并对部分下游产品增加15%的关税。 从芯片到无人机,再到太阳能供应链,华盛顿正在尝试把越来越多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纳入国家安全框架,这意味着未来受到政治干预的商品范围只会继续扩大。
问题就在这里。美国可以扩大限制范围,却无法取消世界经济自己的运行规律。OECD在8月28日发布的数据表明,今年第二季度G20商品进口环比增长6.7%,出口增长5.9%;中国商品进口增长8.9%,服务出口更环比增长16.6%。 世界经济没有因为中美竞争进入高压阶段就停止交易,这恰恰是中国可以利用的战略空间。
欧洲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一些欧洲国家在安全问题上不断强调所谓风险,可欧盟统计局8月26日公布的数据却显示,今年第二季度中国仍是欧盟最大的域外商品进口来源,占21.9%,欧盟自中国进口同比增长7.9%。 安全话语可以迅速改变,产业采购和消费者选择却没有那么容易重新安排,这种时间差对中国十分重要。
所以,中美竞争下一阶段最值得观察的,并不是哪个国家嘴上更支持谁,而是谁真正愿意修改自己的贸易、投资和产业政策。一个国家参加美国主持的安全会议,并不代表它愿意放弃中国市场;一家欧洲企业强调供应链安全,也不代表它愿意承担成本突然翻倍的后果。国际关系里,利益账往往比口号更持久。
今天的情况甚至更加复杂,因为中国不是当年的苏联。中国同欧洲、东盟、中东、拉美、非洲之间存在庞大的商品贸易、制造合作和投资联系,全球产业链又经过几十年深度交织。如果美国要求这些国家在越来越多行业里放弃正常对华合作,它要求别人支付的成本就会不断上升,而成本越高,联盟纪律就越难长期维持。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不能跟着美国的思路去建设另一个封闭阵营。美国想把经济问题安全化,中国更需要把正常经贸合作继续做大;美国希望第三方必须选边,中国更有利的策略恰恰是告诉第三方“不选边也可以赚钱、发展和获得市场”。两种模式谁更有吸引力,将深刻影响未来十年的力量对比。
真正需要争取的,是广大的中间地带。欧洲企业需要市场,东盟需要产业投资,中东国家需要能源转型,非洲和拉美需要基础设施和工业化机会。这些国家未必会在政治议题上完全认同中国,也完全没有必要要求它们如此。只要它们不愿意接受经济阵营化,美国构筑全面排华供应链的难度就会上升。
美国当然仍然掌握巨大优势。美元体系、尖端科技、金融市场和盟友网络都具有很强影响力,任何低估都可能付出代价。中国也不能指望一次美加贸易争端就瓦解美国联盟,因为加拿大仍然是美国的重要安全伙伴。真正值得利用的,是盟友与美国之间始终存在的利益差,而不是幻想西方体系突然解体。
未来两三年最可能出现的局面,是安全关系与经济关系越来越不同步。美国会继续推动更多高科技和关键产业进入安全审查范围,一些盟友也会配合部分限制,但与此同时,它们仍会寻找中国市场、采购中国商品、吸引中国投资。这种“安全靠近美国、经济不愿离开中国”的状态,很可能长期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