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一个老红军申请结婚，却被拒绝，他一气之下离队出走，结果碰上日军，不幸被俘。组织上托人带信：“你愿不愿意假扮汉奸？”
 
这名老红军叫王雁鸣，1935年参加红军，走完长征，当时在塞北军分区担任粮秣科科长，平时负责根据地粮草调配，干活踏实，是队伍里信得过的后勤骨干。
 
当时根据地有个干部结婚的硬性规定，俗称285团，简单讲就是干部要满28岁、5年军龄、团级职务，三条全部达标才能申请结婚。
 
那时候王雁鸣年龄不够，职务也达不到团级标准，加上马上日军就要开展大规模扫荡，根据地形势紧张，组织没有批准他的结婚申请。
 
王雁鸣那时候年轻，心里想不通，觉得自己一路跟着红军出生入死，这点个人诉求得不到理解，情绪上头之后，没有跟任何人报备，就带着未婚妻私自离开根据地，打算直接去延安申诉。
 
两人刚走出根据地的边界，就遇上外出扫荡的日军巡逻队，当场被俘，被抓之后，王雁鸣快速稳住心态，没有暴露自己红军干部的真实身份，对外只说自己是逃难的乡村教员。
 
日军没有查出破绽，把他编入伪政权的扫荡工作队，也就是老百姓眼里的汉奸队伍，他在伪工作队里面找到潜伏的地下党员，托人往根据地送信，希望组织能够想办法营救自己。
 
这封信最后送到晋绥军区社会部部长陈养山手上。陈养山常年做情报工作，很清楚大同周边这一片，我方缺少能打入敌人内部的人员，属于情报薄弱区域。
 
王雁鸣被俘之后身份没有暴露，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组织商量之后，决定托地下交通员给关押在敌占区的王雁鸣带去一封密信，信里没有讲大道理，只问他愿不愿意假扮汉奸，留在敌营潜伏，为根据地搜集情报。
 
收到这封信的时候，王雁鸣内心十分煎熬。作为一名跟日军打过仗的老红军，打心底痛恨汉奸，顶着汉奸这个身份活下去，不光要随时提防日军、伪军的试探，还要承受普通老百姓的指责，走在街上会被旁人唾骂，这种委屈比战场上受伤更难受。
 
但他也清楚，私自离队本身已经违反部队纪律，这既是将功补过的机会，也是组织对他的信任，考虑之后，他给组织回信，表示愿意接受这项潜伏任务。
 
之后一段时间，王雁鸣慢慢取得敌人信任，后来还当上大同煤矿矿警科副科长，表面上，他对日军安排的任务尽力配合，暗地里持续收集日军兵力部署、扫荡计划、物资运输路线这些关键情报，通过地下交通线传回根据地。
 
他还策反平绥铁路的两名火车司机，搭建稳定的情报传递渠道，根据地依靠他送出的多份预警信息，多次提前转移群众和部队，减少很多伤亡。
 
放到现在国家发展来讲，我们现在没有当年那种残酷的敌后斗争环境，但是规矩意识、大局意识依旧不能丢，国家这些年持续推进法治建设，各行各业都有明确规则，不管是普通人过日子，还是单位开展工作，都是靠制度维持秩序。
 
个人诉求可以合理反映，但不能因为诉求暂时没满足，就做出冲动出格的选择。个人利益要放在大局之后，这也是老一辈革命人用亲身经历留给我们的经验教训。
 
这件事最值得回味的地方，就是组织没有简单处置一名犯了错误的老战士，而是结合战场实际，把一次危机转化成潜伏机会，既给了人改错的机会，又服务整体对敌斗争，这就是当年革命队伍管理的智慧。
 
同时这件事也说明，再能干的人，一旦突破纪律，就会带来巨大风险，个人情绪永远不能凌驾集体规则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