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八路军干部张子政被俘，日本少将土屋兵驻将他杀害后，又对他进行肢解，就在这时，一个伪军突然朝日本少将开了一枪！
1941年5月25日傍晚，山东长清黄河以西的十里雾村附近，枪声一直没有停下来。谁也没有想到，一支人数并不多、装备也谈不上精良的地方抗日武装，会在这场遭遇战中打出一个后来轰动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战果：日军少将土屋兵驻死在这里。
这件事不能只从最后那一声枪说起。1941年春天以后，华北敌后抗战进入更加困难的时期。日军不断扩大据点和封锁线，反复向抗日根据地出兵“扫荡”。济南西南的大峰山根据地离铁路、县城都不算远，自然成了日军重点压制的地区。
5月下旬，驻长清、潘店以及津浦铁路沿线的日伪军大举出动。多份地方抗战记载提到，这次行动兵力有800余人，还动用了数十辆汽车。负责带队的土屋兵驻，正是日军独立第六混成旅团的少将级军官。
日军想解决的并不只是几支游击队。大峰山周边已经形成县、区、村相互配合的抗日网络，有人负责打仗，有人送情报，有人筹粮，还有地方政府工作人员在村庄之间奔走。只要这套网络还在，日军占领了县城，也很难真正控制农村。
张子政就是这个网络中的一员。他又名张正元，当时担任齐禹县抗日民主政府科长。与人们想象中端着枪冲锋的正规军干部不同，他更多承担地方政权和群众工作。可在敌后环境里，这种岗位一点也不安全，日军同样把他们视为重点搜捕对象。
十区队则是当地刚发展起来的一支抗日地方武装，规模只有几十人。5月25日，十区队在十里雾一带活动时，与前来“扫荡”的日军遭遇。双方人数、装备差距明显，正面摆开阵势硬拼，对十区队没有任何好处。
当地武装使用的是典型的游击打法。战士借助村庄、沟渠、田野不断变换位置，打一阵就转移，让日军很难判断火力到底来自哪里。这种后来被形象称为“麻雀战”的方法，看起来零散，却很适合人数少、武器差的地方部队。
战斗很快变得混乱。十区队一度冲出包围，却发现还有人员没有脱离危险，又重新折返回去接应。原本以为凭借优势兵力可以迅速结束战斗的日军，被拖在村庄周围，双方一直打到天色渐暗。
张子政也在这场战斗前后的混乱中牺牲。与他一同牺牲的，还有十区队副队长吴登秀、战士阎培显等人。他们的名字后来被一同写进十里雾战斗的相关记述中，这也说明当天的交火远比后来几句话概括出来的场景更加残酷。
关于张子政牺牲的过程，当地后来流传着一个令人久久难忘的故事。张子政落入敌手后，始终没有向日军低头。土屋兵驻杀害他后，又残忍损毁遗体。站在日军队伍里的一名中国籍伪军士兵目睹这一幕后，突然把枪口转了过去。
他没有朝村民开枪，也没有继续跟着日军行动，而是瞄准土屋兵驻扣动了扳机。枪声响过，人群顿时乱成一团。这名士兵随后也付出了生命代价，姓名没有清楚保存下来，因此在后来的地方讲述中，人们往往只称他为那名“无名士兵”。
而能够确定的是，土屋兵驻确实在十里雾一带的这场战斗中被击毙。对于只有几十人的县区级抗日武装来说，这不是一个普通战果。一个日军将级军官倒在地方游击队活动区域，本身就足以说明敌后战争并不是日军想象中的单方面控制。
消息很快传了出去。1941年7月10日，《解放日报》报道有关战果；7月19日，《大众日报》也刊载了这场战斗的消息。长清十区队受到嘉奖。十里雾这个原本并不起眼的村庄，也由此进入山东抗战历史的记忆之中。
真正值得注意的，还有战斗背后的力量变化。日军拥有汽车、重火力和人数优势，地方抗日武装却依靠熟悉地形、群众掩护以及灵活机动同其周旋。日军可以占领道路和据点，却很难让散布在村庄里的抗日组织彻底停止活动。
张子政的意义也正在这里。他不是因为军衔有多高才被记住，而是因为敌后抗战恰恰需要大量这样的基层工作人员。没有他们，情报没人传，粮食没人筹，群众没人组织，伤员也很难转移。战场上能够打响的一枪，背后常常有许多人默默支撑。
至于那名开枪的无名士兵，他之所以在地方故事中留下如此深的印记，也不只是因为枪法如何。战争把人推到极端环境里，有人选择依附侵略者，也有人在某个瞬间重新作出选择。当亲眼看到同胞遭受杀害时，那支原本握在伪军手里的枪，最终掉转了方向。
在我看来，十里雾这段历史真正有分量的地方，不在于把某一个细节讲得多么传奇，而在于它让人看到敌后抗战到底靠什么坚持下来。几十人的区队敢在数百名敌军包围下折返接应，基层干部在高压环境中继续工作，普通百姓帮助抗日力量立足，这些因素合在一起，才构成了真正的抵抗。土屋兵驻之死只是战斗结果中最醒目的一个符号，张子政和那些留下姓名、没有留下姓名的人，才是这段历史不能被遗忘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