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别说是一百万人，就算集合十万民众集中到一处开会，当时条件下吃住、交通就直接崩盘。1776年十三殖民地总共二百多万人口，绝大多数分散在广袤的农庄，靠马车、帆船出行。假设要召集一百万人议事：去哪里找可以容纳百万人的场地；这么多人吃饭、饮水、住宿如何解决；老百姓还要种地谋生，不可能丢下庄稼、家庭长途奔赴会场。所以即便是几百万人口，全体直接民主依旧行不通。雅典直接民主能够实行，也就几万具备公民身份的男性，规模很小，地域狭小。大家步行就能赶到集会广场。这套模式放大到百万级别就完全失效。所以十三殖民地选择选出代表，几十个人去开大陆会议、制宪会议。各个州把诉求托付给少数固定代表，代表集中一处辩论谈判，再把结果传回各州。普通人继续在家务农生活，不用放下生计长途集会。后来美国扩张到3.3亿人口，事务越来越复杂：军费、跨州法律、海量财政问题不断涌现。于是这套代议继续分层演化：区议会、市议会、州议会、联邦国会，并且配套大量律师、会计、助理、智库。本质逻辑一脉相承：人口一多，全体集中开会物理上做不到；普通人要谋生，没有精力研究繁杂法案。选出专职代表代为处理公共事务，是现实物质条件逼出来的方案。制度可以不断优化，但不能脱离现实物质条件凭空设计。同时人性从古至今不变，制度只是约束人的贪欲，不能把人改造为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