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号，中方刚刚结束了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实际上埃及这个国家很有意思，今年是中埃建交的70周年，同时也是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以及中国与非洲国家建交的70周年。也就是说中阿与中非当代关系的起点，都是以埃及作为开端的。那么埃及为何能最早与中国建交呢？又如何看待双方关系当中的这种历史内涵呢？

实际上，1956年之前，中阿、中非关系长期没有形成正式外交关系，核心限制首先来自当时的国际体系。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冷战格局已经形成，西方殖民体系仍在亚洲、非洲和中东拥有很强影响力，许多阿拉伯、非洲国家要么尚未完全独立，要么外交政策仍受到英法等殖民国家制约，因此与新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存在现实障碍。与此同时，中国当时也处在西方国家外交封锁和国际承认竞争之中，能够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范围也依然有限。更重要的是，许多亚非国家尚处于民族独立进程之中，尚未摆脱殖民桎梏。而随后1955年的万隆会议成为重要转折点，中国与亚非国家开始直接接触，并围绕反殖民主义、民族独立、国家主权等问题形成共同语言，为1956年以后大规模建交创造了政治基础。

在这个过程当中，埃及能够成为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关键在于它当时同时具备民族独立诉求、较大的地区影响力和相对独立的外交取向。1952年埃及革命后，纳赛尔政府逐步摆脱英国影响，强调民族主权、反殖民主义和独立自主外交，这与新中国倡导的和平共处、反对殖民主义具有较强契合度。1955年万隆会议上，周总理与纳赛尔等亚非领导人建立直接联系，中埃政治互信明显加深。此后双方外交互动迅速推进——1956年初双方先后设立贸易机构，3月中方代表访问埃及，5月30日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更重要的是，埃及并非普通地区国家，而是当时阿拉伯世界和非洲大陆都具有较大政治影响力的国家，因此埃及率先与中国建交，本身就具有明显的示范和带动效应，引发了之后的建交潮。

而从更深层次看，中埃1956年建交之所以具有特殊意义，并不仅仅因为双方当时存在共同的政治诉求，更因为中国和埃及都是拥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文明古国，长期通过古代贸易和丝绸之路产生交流。进入现代以后，两国又经历了反殖民、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发展的相似历史阶段，使这种文明联系进一步转化为政治认同。与此同时，埃及具有极其特殊的“三重身份”——它既是中东国家，也是阿拉伯世界核心国家，同时又是非洲重要国家，并通过苏伊士运河连接亚、非、欧三大区域。今天无论是加沙问题，还是美伊冲突、红海航运等热点，埃及往往都处于协调、斡旋和沟通的重要位置，这种独特的地理、文明和政治属性，使其长期具有连接阿拉伯世界、非洲与更广泛发展中国家的枢纽价值。

1979年是一个转折点，在1979年埃及与以色列单独签署和平条约后，确实一度在阿拉伯世界受到孤立，地区影响力有所下降。但随着中东格局变化，特别是加沙危机等问题持续发酵之后，埃及作为阿拉伯国家、非洲国家和地区枢纽的独特作用重新凸显。在最新一轮的加沙和平谈判当中，在今年以来推动建立的土沙巴埃四方地区机制之中，埃及的角色都越来越多的凸显出来，这也使得它重新回到和活跃在中东地区事务的核心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