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一个贵州省主席坐上了平生第一架飞机。飞机越飞越偏，他的脸色越来越白，最后喊出那句话："坏了，我上当了！"

下了飞机，他的军权没了，地盘没了，连家也被特务抄了个底朝天。

一趟飞机，让一个统治贵州多年的"贵州王"，彻底交出了整个王国。

但要搞清楚这事儿，得从一个背盐巴的穷小子说起。

1893年，贵州桐梓县小水乡，王家烈出生在一个已经家道中落的秀才家。他从小机灵，读过几年私塾，但学堂关了，没得读，只能跟着苦力队伍去背盐巴。

川盐从四川一路背进贵州，这活路又重又累，一趟能挣几个铜板。但王家烈身材高大、能扛能吃苦，就这么熬着。

民国成立之后，乱世更乱，王家烈1914年在遵义入伍，成了黔军的一名大头兵。好在他识文断字，脑子活，在一帮大字不识几个的老粗兵里头，简直鹤立鸡群。很快，他被选进军校，从排长、司务长一路往上爬。

更关键的是，他在军校结识了一个人——周西成。

这个人是当时贵州最强的实力派军头，而王家烈跟他老家同乡、又同学，就这样成了他最信任的人。

随后的几年，王家烈随周西成南征北战，与周边军阀争夺地盘，军职也随着战功从连长升到了师长。到1930年代初，几经内斗，几度沉浮，王家烈最终登上贵州权力的顶点——国民革命军第25军军长兼贵州省主席。

一个背盐巴的穷小子，硬是靠着一口子弹爬上了"贵州王"的宝座。

但这把椅子，坐着比想象中难受多了。

在西南军阀中，王家烈的力量堪称最弱。他能直接调遣打仗的部队，只有两个师，5个旅，15个团。其余几路人马名义上归他管，实际上各自为政，王家烈根本插不进手。

外有强敌，内有隐患，王家烈心里清楚，蒋介石的中央政府迟早要来动他。

为了自保，他左右逢源——跟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打好关系，让贵州的烟土借道广西，换来通关税；又联合广东的陈济棠，搞了个"黔桂粤三省互助条约"，想三省抱团对抗南京。

可蒋介石不是那么好糊弄的人。

1934年底，一个绝妙的机会来了——红军长征，进了贵州。

蒋介石表面说要帮你打红军，实际打的是另一盘棋。他心里那句话，后来在档案里被人翻出来了："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而用兵戎好。"

意思是，借剿共的名义，把中央军开进贵州，比自己硬打方便多了。

王家烈当时也明白这个道理，但他没有选择。只能一边硬着头皮去打红军，一边在心里盘算怎么保住自己的家底。

结果事情比他想的还糟。

1935年初，四渡赤水之后，王家烈的部队被红军打得七零八落，主力大部溃散，仅剩一个团从遵义南门仓皇逃出。这一败，不仅丢了脸，更丢了本钱。

薛岳率着8个师的中央军尾随红军进了贵州，表面上说来帮忙，实际上一进贵阳，直接接管防务，把贵阳城捏进了自己手里。

王家烈带着残兵败将想回贵阳，竟被拦在城外进不去。

那一刻，他大概已经明白，这盘棋，他输了。

紧接着，蒋介石先暂停了王家烈部队的军饷，再收买他手下的将领煽动士兵闹事，闹得王家烈自己都压不住场面。

走投无路，王家烈只好一次次向蒋介石提出辞职，请求外出"考察"。蒋介石欲擒故纵，前三次都没答应，到第四次，才假惺惺地批了。还大方地给了他3万块大洋，让他到全国各地旅游散散心。

王家烈收下钱，心里多少有点感激——觉得蒋委员长还是念旧情的。

他不知道的是，一个局，正在等着他。

1935年，王家烈去给张学良送行，张学良一听说他没坐过飞机，热情邀请他一起坐飞机，说顺道带他在天上兜一圈。

飞机起飞，贵阳城在脚下越变越小。王家烈头一次坐飞机，新鲜劲儿还没过，就发现不对劲——飞机越来越偏离航线，往东北方向飞去。

他急了，问张学良：这是要去哪儿？

张学良见他反应过来了，也不再藏着掖着，直接从口袋里掏出一份文件——早就备好的调职任命书。

王家烈脸色一白："坏了，我上当了！"

飞机在天上飞着，他进退两难，什么都来不及，什么都做不了。落地武汉，等待他的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闲职。

而就在他离开贵州的那一刻，他在贵州的老窝已经被特务抄了个干净。

那3万块大洋，算是买断价。

从1911年到1935年，贵州历经24年的地方军阀割据，从兴义系到桐梓系，王家烈是最后一个。他一走，贵州这片地盘，就彻底并入了南京国民政府的版图。

桂系的李宗仁后来讥讽说：共军西窜，倒是替蒋先生打下了一个贵州。

这话说得刻薄，但不是没有道理。

王家烈后来在大陆生活，建国后被任命为贵州省政协副主席，还写了大量历史回忆录，为后世留下不少珍贵的第一手资料。1966年，他悄然离世，终年73岁。

【主要信源】
《民国时期的"贵州王"——王家烈》，贵州数字出版云村寨平台（贵州省政协文史资料）
《蒋介石借追击中央红军解除王家烈兵权》，人民网党史频道，2015年2月
王家烈词条，维基百科中文版，综合多方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