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一个地主偷偷放走了地下党员，但被敌人发现了，敌人找他算账时，地主却说：“你知道我弟弟是谁吗？你敢动我一下试试！”

这个地主叫郭良知，扬州月塘乡人，一提他，方圆几十里没几个不晓得的。
那年月佃户背地里提起东家，有几个不咬牙的？偏说到他，大伙儿都替他说话。收租的斗，他往里推半斗；谁家孩子病得凶请不起郎中，他连夜牵马送进城。有人劝他这么干家业要败，他只摆手：田是死的，人心是活的。
更没人晓得的是，这位"郭善人"暗地里还干着桩掉脑袋的事——给地下党递消息、送粮、腾地。

1947年入秋，麻烦找上门了。
半道上，他撞见还乡团特务队的赵大队长，身后十几个特务荷枪实弹，中间押着一个男人。那人衣裳糊成黑紫色，走一步要人拖一步。
郭良知的脚，在半空停了半拍。他认出来了——朱玉和，地下党员。朱玉和来月塘乡办过几趟事，跟他打过照面。可郭良知明白，这年轻人身上有样东西他最敬：硬气。
眼下，这硬气的年轻人像袋破麻布似的被拖着走。郭良知喉咙发紧，迈出半步又刹住——那是送死。
就在半拍里，他改了主意。
他堆起笑迎上去："赵大队长？哎哟，多久没见着您了。今儿怎么往这边走？"
赵大队长认出这张脸，凶气收了几分。他心里有杆秤：这爷不光是本地数得着的财主，背后还有人——弟弟是县议员，侄子当乡长。这种人，不得罪为妙。
他顺势抱怨，说刚逮了个共党，手段都上了，这家伙嘴跟蚌壳似的，一个字不吐，只能押去团部磨。


郭良知心里那根弦绷得更紧，脸上笑反倒松："您这是何苦。天这么毒，道又难走。前头就是我家，酒菜现成，进去松快松快，歇够再走。"
赵大队长愣了一下。啃了这些天干粮，人早散了架；郭家席面在月塘乡出了名。他瞥一眼朱玉和——人已废了大半，自己十几条枪，插翅难飞。
他手一挥，改了道。
进了郭家，郭良知先挑最里头一间屋安置朱玉和，再张罗几桌好菜把特务劝上桌。赵大队长留了个心眼，点两个特务守门：这人要紧，跑了他担不起。
那两人靠着墙根，闻着里屋的肉香，肚子直叫。
郭良知没急着动手。他先陪赵大队长喝了几轮，好话说了几箩筐，又掏财宝塞给特务。
等赵大队长醉得吐不出整句话，他才借口解手抽身。
绕到关押的屋前，两个特务在打哈欠。
"两位小兄弟，怎么还杵这儿？里头那桌菜上两回了，再不去可让人捞光了。"
一个叹口气："郭先生，屋里关着个共党，队长发话要看紧，出事我们吃板子。"
"那共党受伤了？"
"嘴硬呗，不吃苦头不肯招，伤得不轻。"
"绳子捆了没？"
"那肯定捆了，这些人精着呢。"
郭良知一拍手："人折腾成这样，还上了绳子，他还能飞？我家丁替你们盯着。往后二位高升，别忘了我的好。"
两人瞅了瞅，没扛住那股肉香，捏着财宝上了席。
脚步声一远，郭良知推开门。
屋里很暗。朱玉和靠在墙角，绳子勒得皮肉外翻。听见响动，他勉强抬头，嘴唇动了动，发不出声。
郭良知蹲下去，手一碰到绳结，眼圈就红了。一边解一边低声道："别开口，我都懂。命要紧。"
绳子一松，朱玉和整个人往下塌，被他一把扶住。他连夜让人从后门送走朱玉和，又托郎中跟去治伤，临了叮一句：往后办事多留个心眼。
这一夜，郭家前院的笑闹一直闹到后半夜。

第二天清晨，赵大队长揉着宿醉的脑袋，推门一看——人没了。
他当场炸了，拎来两个守门的问，两人抖着把昨晚的事全倒了出来。
赵大队长脸涨成猪肝色，直奔郭良知，往桌上一拍："人呢？交出来，我当没这回事！"
郭良知抬眼皮，一脸茫然："什么人？"
"那个共党！你藏哪儿了？"
"不知道。昨晚我一直陪您喝酒，别的事一概不知。"
"你找死！来人，把他绑了！"
特务刚挪半步，郭良知站直身子，不躲不吵，声音放得很平：
"抓我？你先掂量掂量。我弟弟是县议员，我侄子是乡长，上头也不是没人。要拿我，凭据呢？"
这一句像盆冷水兜头浇下。
赵大队长的手僵在半空。真撕破脸，这局他占不住。更憋屈的是，人是他自己让手下放的，说出去丢脸。
他一甩手，带人灰溜溜出了门。
可这事没完。

解放后，运动的浪头打过来，郭良知的名字上了名单——他弟弟在国民党那边，他这个当哥哥的脱不了干系。
那几天他睡不着，心想这辈子是好是坏，怕要被人一句话定死。
就在这时候，有人敲门。来的是朱玉和。
他没说客套话，直接找到当地政府，把当年那桩事一五一十讲清楚：1947年那天是谁把他从绳子里解出来的，是谁连夜送他走的，是谁给他找的郎中。他说，没有郭良知，就没有后来的他。
一句话，抵得过千言万语。
罪名最终没落下，郭良知被放了出来。
隔了这些年，世道翻了好几个个儿，当年那个浑身是血的年轻人和那个堆笑的财主，都老了。
郭良知伸手握住朱玉和的手，眼眶又热了。他大概没想到，当年那个夜里随手做的事，多年后回过头，稳稳接住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