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王朱高煦有个怪癖，喜欢脱掉衣服，让别人看他的腋下——那里长着几片鳞状物。这可不是皮肤病，而是史料正式记录的“异相”。
南京城的夏天，汉王府邸后院，朱高煦又一次赤着上身，站在几名亲随面前。汗水顺着他健硕的胸膛流下，他刻意抬起双臂，让腋下那几片暗沉、微微反光的鳞状皮肤暴露无遗。亲随们早已习惯这场面，照例发出低低的惊叹。
“看见了吗？”朱高煦的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得意，“此乃天授，岂是凡胎能有？”
一名新来的年轻文士，被特意叫来观瞻。他低着头，目光飞快扫过那几片所谓的“龙鳞”，又迅速垂下，喉结动了动，终究没说出附和的话。朱高煦注意到了这份沉默，浓眉一拧。
“怎么，你不信？”他几步跨到文士面前。
文士扑通跪下：“殿下天潢贵胄，自有异禀，下官岂敢不信。只是……”他犹豫了一下，“只是如今太子监国，朝局已定，殿下以此示人，恐招非议。”
“非议？”朱高煦嗤笑一声，转身抓起石桌上的酒壶猛灌一口，“我父亲当年拍着我的背说的话，你可知道？世子多疾！他身体不好，那把椅子，坐得稳吗？”
文士把头埋得更低。这话他听过无数次，汉王身边的每个人都听过。这成了朱高煦一切行为的底气，也是他赖在南京不肯就藩的理由。
不久后，朱棣的敕令又一次送到汉王府：命其速往山东乐安州就藩，不得延误。随敕令而来的，还有皇帝的口谕，斥其“恣行不法，护卫尽削”。朱高煦捏着那张黄绢，指节发白。他最后的两卫兵马被调走了，留在身边的，只剩那几百王府侍卫。
他冲进书房，抽出那把随他征战多年的佩刀。刀身映出他因愤怒而扭曲的脸。“天策卫……我的天策卫！”他低吼着。当年他苦苦求来的、仿李世民天策上将府的荣耀卫队，早已被分割调离。此刻他才隐隐感到，父亲给他的，随时都能收回去。
他没有立刻动身。反而更加频繁地召集留在南京的旧部、勋贵子弟，在后院宴饮。席间必脱衣展示“龙鳞”，必言“唐太宗故事”，必叹“时运未至”。来的人越来越少，消息却一字不漏地传进了皇宫。
永乐二十二年，朱棣在北征途中驾崩。太子朱高炽即位，是为明仁宗。消息传到南京，朱高煦正在后院饮酒。他摔了酒杯，沉默半晌，忽然大笑：“好，好！大哥，你终究是坐上去了。可你那身子，能坐几年？”
他不但没有收敛，反而在仁宗即位后，加紧向山东乐安州运送兵器、蓄养死士。他写信给心腹，信中再次引用“申生、王祥”的典故，暗示忍让必无善终。他觉得自己还有时间，还有机会。
然而仁宗在位不及一年便驾崩。太子朱瞻基即位，年号宣德。新帝年轻，但从小跟随祖父朱棣，熟知这个叔叔的秉性和野心。
宣德元年秋，朱高煦终于反了。他设伏兵企图截杀朝廷派来的使者，并散发檄文，指斥朝中有奸臣，他要“清君侧”。他以为，凭自己的战功威名，登高一呼，天下必然景从。
可他等来的，是宣德皇帝朱瞻基的御驾亲征。大军直扑乐安州，迅雷不及掩耳。
城下，皇帝派使者入城，带来最后的口谕：“若降，可免死。”
朱高煦登上乐安低矮的城墙，望见城外森严的军阵，龙旗飘扬。他身边，将领面色惶惶，士兵毫无战意。他摸了摸腋下，那几片鳞状皮肤在铁甲之下，毫无温度。这一刻，战场上那个冲锋陷阵、救父于危难的悍将影子，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没有李世民冲击玄武门的决绝，也没有死守顽抗的勇气。他下令打开了城门。
投降后的朱高煦被押解回京，废为庶人，囚禁于西华门内。一场轰轰烈烈的造反，像个笑话般草草收场。
不久，宣德皇帝去囚所看他。朱高煦或许仍残留着一丝幻想，一丝基于“血缘”和“旧功”的侥幸。当皇帝走过他面前时，他突然伸出一脚，勾倒了皇帝。
这一脚，彻底勾销了他所有的生路。
震怒的朱瞻基下令，用一口重达三百斤的铜缸将他罩住。朱高煦在缸内奋力挣扎，竟将铜缸顶得晃动。皇帝更怒，命人在缸周围堆积木炭，点火焚烧。
烈火舔舐着铜缸，由黑变红。缸内的挣扎从剧烈到微弱，最终归于沉寂。
那几片曾被他自己视为天命象征、并频频示人的“龙鳞”，连同一代枭雄的野心与身躯，在铜缸与炭火中，化作了一缕青烟和少许焦黑的残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