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胡适去世，他的情人韦莲司故意给江冬秀寄去一大箱东西，火冒三丈的江冬秀打开箱子一看，却感动得泪流满面，甚至把韦莲司的照片与胡适合葬，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江冬秀盯着那只箱子看了很久。佣人想帮忙拆，她摆摆手：“我自己来。”

箱盖掀开，先闻到一股淡淡的樟木味。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信，牛皮纸信封，年份用钢笔写在右上角。最上面那封是1914年，纸边泛黄但平整。她拿起最底下那封，1961年，墨迹还很清楚。

她不懂英文，但认得胡适的字。年轻时候的字飞扬，后来变得工整。她一张张翻过去，发现每封信都被人用薄棉纸衬着，边角没有一点磨损。

箱底有张便条。韦莲司的字写得很小：

“这些属于胡家。我保管了五十年，现在完整归还。请不必回信。”

江冬秀坐下来，把便条看了三遍。

她想起1953年在纽约，韦莲司来送银餐具。那天下了雨，韦莲司站在门口不肯进来，头发上沾着水珠。她把刻着“冬秀”的盒子递过来，说：“听说你做饭很好。”国语生硬，说完就走了。

还有1957年夏天，在韦莲司家那二十七天。韦莲司把自己的卧室让给他们夫妇，自己睡在阁楼。每天清早，江冬秀总看见她已经坐在院子里，面前摆着画板，但很少动笔。

有天午后，胡适在书房写信，江冬秀在厨房切西瓜。韦莲司走进来，递给她一罐白糖。“胡先生说你喜欢甜一点。”她说。两个人站在厨房里，谁也没再说话。窗外的知了叫得震天响。

江冬秀把箱子重新盖好。她叫来儿子胡祖望：“你英文好，看看这些信。”

胡祖望看了几封，抬头说：“都是学术讨论，还有生活琐事。最早这封，父亲那时才二十三岁。”

“有没有……”江冬秀顿了顿，“不该看的话？”

胡祖望摇头：“至少我看的这几封没有。韦莲司女士在信里常问您身体好不好。”

江冬秀没接话。她走到衣柜前，从最底层拿出一个铁盒。里面是韦莲司1953年送的那套银餐具，她用软布包着，几乎没怎么用过。

第二天，她让胡祖望给韦莲司回信：“就说箱子收到了，谢谢她保管这么多年。”

胡祖望写完后，江冬秀又说：“加一句，问她身体怎么样。”

信寄出两个月后，回信来了。韦莲司只写了几行字，说一切都好，并转达了一个请求：能否在胡适墓前放十朵白色水仙，五朵一束。

江冬秀让胡祖望照办了。她去扫墓时，看见那两束水仙摆在墓碑两侧，已经有些枯萎。

1965年，江冬秀开始整理自己的东西。她把韦莲司1953年寄来的那张黑白照片找出来——照片上是个穿深色连衣裙的中年女人，侧身站在画架前，看不清脸。

她叫来孙辈：“这张，等我走了，和你爷爷的照片放一起。”

孙子不解：“奶奶，这是谁？”

“一个朋友。”江冬秀把照片收好，“你爷爷的朋友。”

1971年，韦莲司去世的消息传到台北。胡祖望告诉母亲时，江冬秀正在剥毛豆。她手停了停：“怎么走的？”

“在巴贝多，睡梦中去的。很平静。”

江冬秀继续剥毛豆，豆子一颗颗落进碗里。过了很久，她说：“她比我还大两岁。”

1975年春天，江冬秀病重。临终前三天，她把儿子叫到床边，又嘱咐了一遍照片的事。胡祖望说：“都安排好了，您放心。”

江冬秀点点头，闭上眼睛。她想起很多年前，胡适有次吵架后对她说：“韦莲司是个明白人。”她当时气得摔了茶杯。现在想来，那大概是他能给一个女人最高的评价。

下葬那天，胡祖望把韦莲司的照片用油纸包好，放在父亲和母亲的合影旁边。三张照片并排躺着，两张是笑脸，一张是侧影。

泥土落下去的时候，胡祖望忽然想起父亲说过的一句话。那是1957年从韦莲司家回来，胡适在火车上望着窗外，自言自语似的说：“有些人，一辈子都在学习怎样好好告别。”

当时胡祖望不懂这句话的意思。现在他站在父母墓前，看着那个美国女人的照片被黄土慢慢覆盖，好像有点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