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2月，胡适留秘书胡颂平在家吃饭。席间，胡颂平问道：“毛先生进入北大图书馆工作，是他老丈人杨昌济带进去的吗？”胡适回答：“不是。毛先生在湖南师范毕业后到了北平，他和五个青年上书于我。这封信，我是交给竹淼生的弟弟竹生保管的。”

胡颂平合上笔记本，没有再追问下去。他知道，先生提到的那封信，已经永远消失了。

抗战爆发后，竹生在上海的寓所越来越不安全。一个闷热的傍晚，他翻出那只存放旧信件的铁皮盒子。最上面那封，信纸已经发脆，抬头是“适之先生钧鉴”，落款处并列着六个名字，字迹各异。竹生盯着看了很久，划燃了火柴。火苗蹿起来，迅速吞没了纸张，六个名字蜷曲、变黑，最后化作一撮灰烬。

烧掉信，竹生松了口气。他并不知道，多年后这场私人饭局上的三言两语，会让这封已不存在的信，重新成为话题。

胡适的记忆并没有错。1918年秋，二十五岁的毛泽东抵达北京后，确实和罗章龙、萧三等五位新民学会的友人，共同署名写了一封信，托人转呈给胡适。信中陈述了他们希望半工半读、接触新思想的愿望，言辞恳切，希望能获得指导与帮助。

信送到北大小红楼胡适的办公室时，他正在批改学生作业。他读完信，将其放在“待办”函件的最上层。几天后，他的同乡、银行家竹淼生来访，闲聊中提起一些青年生活困顿、求学无门。胡适想起那封信，便顺手取出交给了竹淼生，托他看看有无办法。“这些湖南青年颇有志气，你人面广，或可代为留意。”

竹淼生将信带回家，交给了正在上海打理家族生意的弟弟竹生。竹生当时忙于银钱往来，并未立即处理，信便一直搁置在书房。

而在另一条轨迹上，毛泽东并没有坐等回音。经老师杨昌济推荐，他手持蔡元培的便条，找到了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李大钊看过便条，打量了一下眼前这个身材高大、言语沉稳的年轻人，点了点头：“月薪八块，在第二阅览室管理报纸，登记阅览者姓名，可愿意？”毛泽东立刻应允。这份工作让他有了落脚之处，更重要的是，红楼里那些新潮的刊物和来来往往的思想者，为他打开了全新的视野。

那封写给胡适的信，如同石沉大海。竹生后来忙于生意，将此事渐渐淡忘。信在铁盒里一躺就是十几年，直到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它被主人亲手付之一炬。

1962年，胡适在台湾的寓所里溘然长逝。胡颂平整理先生的遗物与谈话记录时，无数次回想起那个冬日饭局上的问答。他最终决定，将这段关于一封信的简短对话，一字不差地收录进《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

他写下最后一个字，搁下笔。窗外暮色四合，那封从未得到回复、最终灰飞烟灭的信，连同六个青年当年充满期待的署名，都已无从追寻。只剩下一段平静的晚年回忆，为历史提供了一个未曾被烧掉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