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1月，九十岁的张学良在做口述历史时，对着唐德刚的录音设备，骂过一句话：“顾太太最坏，我不理她，她恨透我了。“ 这是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唯一一次对女性的公开恶评。他一生阅女无数，情人难计，却唯独对顾维钧的夫人黄蕙兰咬牙切齿。

1990年，唐德刚和郭冠英在台北访问张学良，录音后来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史馆藏。
录音里谈到顾维钧，张学良并没有恶言，反而说两人是朋友。可一转到顾维钧的夫人黄蕙兰，话锋立刻变了：“顾太太最坏，我不理她，她恨透我了。”接着，他又说自己“讨厌她透了”。

这几句话的火气很重，奇怪之处却不在于张学良会骂女人。
真正少见的，是他谈黄蕙兰时不只下一句评语，还把几十年前的旧事、年龄玩笑和彼此的嫌恶一口气翻了出来。

这份怨从哪里来？

按照张学良自己的说法，事情似乎很容易解释。

他回忆，黄蕙兰以为自己对她有意思，而他根本不理会。后来两家仍处在相近的社交圈里。张学良和顾维钧有交往，黄蕙兰与于凤至也相熟。

他还承认，自己拿黄蕙兰的年龄开过玩笑，见到她认为不妥的地方，也会直接说出来。于是到了晚年，他把两人的恶劣关系解释成一句很顺手的话：自己没理她，她便恨上了自己。

如果只有这一份回忆，故事大概就会停在这里。

可黄蕙兰早在1943年出版的英文自传里，已经写过两人的初识。那时距离张学良这次口述还有四十七年。她留下的顺序几乎完全相反：主动要求介绍、坚持想见面的，是张学良；她自己起初并不急于接受这次相识。

一个说“我不理她”，一个说“是他要见我”。
这就不是谁多补一句细节便能解决的小矛盾了。两个人争的其实是同一件很微妙的东西：在这段关系刚刚开始的时候，谁是主动的一方，谁又是被追逐的一方。

张学良晚年谈自己的情史，本来就习惯把这种关系讲得很明确。他曾说自己很少追女人，多数是女人追他，又自称不计付费性关系，共有十一位女朋友或情妇。这些话里有一种很稳定的自我形象：女人向他靠近，他决定接不接受。

黄蕙兰在自己的书里同样没有把叙述权让出去。
她出生于富裕华侨家庭，婚后又长期随顾维钧生活在外交和上层社交环境中。1943年的自传写到北京、天津和上海生活时，她并不是以某位军阀追逐下的被动女子出现，而是不断强调自己怎样进入这些场合、怎样看待身边的人。

到了张学良这里，这种自我安排与张的晚年记忆正好顶在一起。

两份回忆于是像两面镜子。张学良把自己放在被黄蕙兰看中的位置上，黄蕙兰却把张学良放在主动求见的位置上。

谁说得更接近当年的现场，没有足够的第三方记录可以裁定。
可有一件事反而因此更清楚：张学良晚年对黄蕙兰的厌恶是真实存在于他的记忆里的，至于“她因为我不理她，所以恨我”，已经不是同一性质的事实。前一句讲的是张自己的感受，后一句却替黄蕙兰解释了动机。

这条界线很要紧。

因为张学良本人承认过，他长期拿黄蕙兰开玩笑，还当面指出自己看不惯的地方。

两人又不是见过一次便各奔东西的陌生人。他与顾维钧有交情，于凤至和黄蕙兰也有往来，共同的熟人圈不断把双方重新拉到一起。一个玩笑如果只说一次，很快就散了；落在一个长期重叠的社交圈里，面子、自尊和彼此评价却会一点点积起来。

所以，两人的关系并不需要一场“求爱失败”才能解释。

持续相处中的冒犯、互相轻视，对谁掌握关系主动权的不同记忆，本身已经足以造成多年不快。

还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黄蕙兰1943年的自传保存了不少她在中国政界和社交圈中的往事；到1975年重新出版自传时，其中一些内容已经被删除或明显压缩。张学良则恰好走了另一条路。

经历半个多世纪幽禁后，他到了晚年越来越愿意谈女人、朋友和早年的私人恩怨。两个人都在重新整理自己的一生，只是留下来的轻重不同。

1990年的录音后来被收藏、整理和出版。
“顾太太最坏”几个字很容易被单独拿出来，像一锤子把两个人的关系砸死。可把1943年的那本自传重新摆到旁边，事情便没有那么整齐了。

张学良确实讨厌黄蕙兰，而且到晚年仍记得这份讨厌。黄蕙兰是不是因为遭到他的拒绝才恨他，却无法跟着这句话一起成立。

那卷录音真正留下的，不只是一个风流少帅骂了一个女人，而是两个人隔着四十多年，各自把自己放回同一段旧事的中心。

谁都记得那次相识。谁也没有把主动权留给对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