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2026年结束只剩下不到三个月，联合国现任秘书长古特雷斯的任期12月31日就要画上句号了。

按理说，新一任秘书长的人选早该尘埃落定，毕竟安理会从今年7月底就启动了遴选程序，到现在已经搞了五轮意向性投票。可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整个遴选进程卡住了，而卡住它的不是别人，正是联合国最大的出资国——美国。

据我了解，美国“政客新闻网”10月9日捅出了一条独家消息，两名熟悉美国政府内部讨论的人士透露，特朗普政府对目前全部7名秘书长候选人“一个都看不上”。

说白了，这7个人没有一个是特朗普心目中的“改革派”，没有一个人足够认同特朗普的世界观，更别指望他们上台后会按照特朗普的意思去改造联合国。

一名国务院官员的话说得非常直白：“长期在体制内任职的人，不一定适合领导联合国。我们想找一个能够打破现状的人。”

这话乍一听好像挺有道理，联合国确实需要改革，机构臃肿、效率低下这些老毛病谁都知道。但我仔细琢磨了一下，特朗普政府嘴里的“打破现状”恐怕跟一般人理解的改革完全不是一回事。

据我观察，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对联合国的态度一直非常强硬，大幅削减了美国的会费缴纳，退出了包括世卫组织在内的多个联合国机构，还另起炉灶搞了个“和平委员会”来处理加沙问题。

在这种背景下，他想要的那个“能打破现状的人”，说白了就是一个愿意配合美国意志、把联合国改造成服务于“美国优先”的工具的人。这不是改革，这是收编。

那么问题来了，目前这7名候选人到底都是什么来头？为什么特朗普一个都瞧不上？

据我了解，这7人分别是：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厄瓜多尔前外长埃斯皮诺萨、厄瓜多尔外交官巴基、阿根廷籍的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哥斯达黎加前副总统格林斯潘、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罗德里格斯-伯基特，以及乌干达前联合国副秘书长奥通努。清一色的职业外交官和国际组织资深官员，放在任何一届遴选里都是拿得出手的阵容。

其中目前领跑的是格林斯潘，她在历次意向性投票中持续领先，现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但恰恰是她，成了共和党人的眼中钉。

一名共和党国会助手直言不讳地说，格林斯潘在以色列问题上的立场过于强硬，而在对华问题上的态度则过于温和。

“如果最终选出格林斯潘这样的人，想让任何一名共和党人支持为联合国常规预算拨款？祝你好运吧。”这话说得很露骨，等于是在拿会费当筹码来要挟秘书长的选举。

这就引出了一个我认为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美国到底有没有权力这样赤裸裸地干预联合国秘书长的遴选？从程序上讲，根据《联合国宪章》，秘书长人选必须先由安理会推荐，然后由联大任命。

安理会15个成员国中，候选人需要拿到至少9票支持，而且五常——中美俄英法——任何一国都不能投否决票。

也就是说，美国确实有否决权，这一点没毛病。但问题在于，有否决权和公开宣称“现有候选人全部不合格、你们重新找人”是两码事。

据我了解，美国如此强势地干预秘书长人选遴选并不常见，以前的美国政府通常是在幕后运作，通过外交渠道表达偏好，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公开表态说整份名单都不行。

更有意思的是，特朗普本人此前还公开表示过希望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来当联合国秘书长。因凡蒂诺是个瑞士人，跟特朗普私交不错，但一个足球官员去领导联合国？

联合国问题专家理查德·高恩就指出，因凡蒂诺与特朗普的密切关系会让中国和俄罗斯质疑他的公正性。好在因凡蒂诺本人似乎对秘书长这个职位兴趣不大，他更想继续当国际足联主席。

联合国秘书长的角色虽然不像大国领导人那样手握重权，但他在国际冲突调解、人道主义协调、气候治理等领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谁坐上这个位置，确实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联合国未来五年的议程方向和立场倾向。

美国前助理国务卿杰弗里·派亚特说得很到位：“这表明特朗普政府已经意识到，谁来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实际上非常重要。”

与此同时，其他大国的态度也值得关注。中方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在9月底明确表示，中方支持根据《联合国宪章》规定，选出一位恪守宪章、能力出众、公道正派、履职担当的新任秘书长。

王毅外长此前也提出过几个“硬指标”：下任秘书长要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要具备丰富的政治外交经验和综合协调能力，要在重大问题上能主持公道，尤其要重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诉求。

俄罗斯方面的态度则相对模糊，其常驻联合国代表涅边贾表示，如果现有候选人均无法获得足够支持，仍可能有新的候选人进入竞争。

据我了解，安理会已经进行了五轮意向性投票，但目前仍然没有人能够跨过五常不否决的门槛。格林斯潘虽然票数领先，但美国已经对她投了否决票。

格罗西得到美国支持，但英国似乎对他有保留。这就陷入了一个死循环：美国不松口，遴选就无法推进；遴选推不动，古特雷斯就无法按时交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