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玉良

中国有许多人是崇洋媚外的，这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一个“副产品”。这些人心目中的西方世界是“自由世界”，好象遍地黄金，只要有机会“润”到外国去，就可以获得重生。但现实是冷酷的，“润”到外国去的人，不见到都获得成功，也有许多走投无路者。比如石平、余茂春之流，以骂祖国、害祖国为生，挣的就是“骂国钱”，这样的人算是成功吗？这是一种“遗臭万年”的成功；还有一种人，想在外国找一份工作，享受外国的优厚待遇，结果发现很难很难，没有点真本事还真不成，比如“港独”分子何依琼就是“自由世界”的一个负面案例，最终自杀而死。

何依琼的履历是很光鲜的，她拥有香港大学本科和瑞士日内瓦大学硕士的亮眼学历，还在香港红十字会担任过国际救援服务干事，如果正常的话，她应该有一个比常人更美好的人生。但何依琼三观不正，她选择了一条支持“港独”之路，在特区政府严打“港独”时，吓得变卖香港资产，手持英国国民（海外）护照（BNO）孤身逃往伦敦。本以为跑到英国后“安全”了，生活环境好了，可以重获新生了。

但她很快发现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冷酷，这里是弱肉强食的竞争社会啊，而她并不是一头“老虎”，而像一头待宰的羔羊。她投了几十份简历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租到一个连独立卫生间都没有的合租房，却要每月900英镑的租金。为了生活，最后她只能在一家慈善机构做一份低薪兼职，收入勉强覆盖房租后便所剩无几，沦落到一天只能吃一顿饭的悲惨境地，这样的生活，与她想像中的天堂般“自由世界”相差甚远，勉强忍了七个月，她便在绝望中写下遗书自杀离世。

这起悲剧，撕下了某些人精心编织的“自由世界”面纱，暴露出西方“自由世界”冷酷与现实的一面。何依琼绝非没有能力的平庸之辈，但即便是她这样的人，在丛林法则中也只是待宰的羔羊，成不了站在金字塔顶的“老虎”。她在遗书中表达了对英国生活的不满和深深的“后悔”，但为时已晚。更令人心酸的是，她曾预约心理医生，但时间排在自杀之后第四天——她没能熬到那一刻。验尸官都对此表示同情，指出这是许多伦敦年轻人面临的普遍困境：低工资难以应付高昂的房租和生活费。

何依琼的遭遇并非孤例，而是英国操弄BNO政策下，移英港人群体沦为“二等公民”的一个缩影。移民到英国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许多“天之骄子”，只能从事低技能工作，甚至无法享受基本社会福利。有在IT领域工作的港人移民后只能在工厂做包装工，从精英沦为蓝领；更有移民港人在咖啡馆借用洗手间后，被店员猛喷消毒剂，仿佛“身上全是病毒一样”，种族歧视赤裸裸。许多“反中乱港”分子被英国“救”到英国后，才发现英国的BNO政策是一个精心设计的“杀猪盘”，诱使他们变卖家产赴英消费，待其钱财耗尽、利用价值归零，便弃之如敝履。

何依琼的悲剧，以及更多移英港人的凄惨遭遇，用鲜活的事实戳破了“自由世界”的虚伪神话。它揭示了一个冷酷的真相：在那些标榜“自由民主”的西方国家眼中，这些来自香港的“追随者”从未被当作平等的公民，而只是用于政治操弄和抹黑中国的工具。当政治作秀结束，他们面临的是冰冷的市场和残酷的生存法则，昔日的“民主英雄”光环一文不值。何依琼用生命代价换来的教训是惨痛的：背弃自己的国家，幻想在异国他乡靠取悦他人获得尊严和美好生活，最终只会沦为“二等公民”，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何依琼的自杀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某些西方国家标榜的“自由民主”光环背后的冰冷现实。对于香港年轻一代而言，真正的机遇不在遥远的异国，而在背靠祖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广阔天地中。与其幻想虚幻的“自由世界”，不如脚踏实地，在香港由治及兴的新征程上，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时代浪潮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和未来。这才是对逝者最好的告慰，也是对“自由世界”骗局最有力的回应。